硅谷华人女程序员：男性乌托邦的边缘人和夹缝里的求生者
在美国的硅谷，有这样一群人：
她们出生和成长在中国，但却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她们在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冲撞下，拼命实现着自我，但却不断被骨子里的中国传统和美国现实冲击；
她们有着体面的收入和职业，生活在看似最追求政治正确和男女平权的环境中，却被很多看不见的手禁锢着；
她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走向了和“初心”不同的方向，但岁月静好的表象下，仍然藏着不能为外人道的心酸和午夜梦回的不甘。
……
她们就是身在硅谷的华人女程序员。在她们身上，你看得到自我满足，也看得到她们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中”的挣扎。“在男人乌托邦的科技公司里，女人们要很努力才能不被落下。”一位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女性程序员这样对硅星人说。
在她看来，对于一出生就被各种中国长辈说教“女生不适合学理工科”的中国女生来说，能顶着重重压力入行已经不易，在身边充满男性的大学里撑过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而不转行更是难上加难。之后哪怕顺利进入了 FLAG（Facebook， LinkedIn， Apple， Google）和独角兽公司，也仍然只是试炼的开始。
接下来，她们要面对的是性别带来的所谓“优待”和苛责，家庭的羁绊，和曲折的自我实现之路。
“男性乌托邦”里的边缘人
“大家都对我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 加入 Facebook 已经很多年的女程序员罗罗这样和硅星人说。
“公司团建，每次投票表决，最后都是去参加 CS 彩弹射击或者登山远足。”罗罗抱怨道。和很多华人女工程师一样，自己研究生才来到美国，本来就和英语母语的同事交流起来有一些隔阂。“现在毕业进入到职场，更没想到还要面临性别标签带来的那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她说。
更让罗罗受不了的是那种“永远也无法融入的”的科技公司兄弟文化。“几个男同事凑在一起说荤段子，我一走近他们就笑着散开。”罗罗表示常常在职场中男性扎堆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
“那种每个人都有说有笑，但对我客客气气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孤单。”她补充道。
这种隐形的“兄弟文化”，甚至有的时候，会以更加极端的形式隐藏在科技公司的大大小小的细节中，让很多女性工程师难以接受。一位自小移民到加拿大的华裔女程序员 Yukie 就告诉硅星人，在面试时，她们公司出了一道和 ascii arts（一种用字符排列构建成的图片）相关的题目，结果字符转换出来的图片结果，是一个穿比基尼的性感女生！
“这其实是一道经典面试题，所以并非我们公司的人故意这么设置。但是，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个行业的人们对于女性潜意识里的不尊重。这种事情太多了。”Yukie 说，“没有人会考虑你的感受，说这里是男人的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
IT 界常被拿来做范例和实验的“莱娜图”，也是一个裸体美女。
湾区科技公司性别比例失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Google 2014 年首次公布员工性别比例显示，技术员工中女性只有 17%，而这个数字在 Twitter 是 10%，Facebook 15%，苹果 20%。因此，彭博科技主持人和作家 Emily Chang 在自己关于硅谷内幕的畅销书中，直接将湾区称为 Brotopia——兄弟乌托邦。
2017 年硅谷部分科技公司男女比例（数据来自各公司公开信息）
兄弟文化不仅体现在团建、开荤段子时对女性视若无睹，更严重的是在职场上对女性的不信任、歧视和排挤。
就算大家不明着说，很多硅谷工程师内心都有女性编程能力不够强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在华人男性工程师群体中更为普遍。
本科毕业于清华、目前在硅谷工作的男工程师 Andy 就认为，女程序员能啃硬骨头的很少——大部分就做前端和跑数据。
“本科的时候班上女生就没几个，大作业遇到难点都不用主动说，一群学长抢着帮忙。有竞赛或者项目的时候也都是男生挑大梁，女生想全程划水是完全没问题的。”他说。
“不是说女生的代码就写得不好，我是说，比我写的好的，一般都是男的。”他在采访中不断用“水”这个字来形容曾经同系的女同学的编程能力。
然而女程序员真的“水”么？
在罗罗看来，这其实就是偏见和歧视。“上学的时候女生就算水平不差，男生也不愿意和你一组。除了交流上不方便，主要是潜意识里他觉得你不行。”她回忆道。
虽然现在不会再有人怀疑 Pinterest 10 号员工、高级后端工程师周怡君的编程能力，但在刚刚入行的时候，在“男人的天下”打拼的她没少受男同事的质疑。
“我说项目中有个重大 bug，大家都不理我。”周怡君在接受 The Atlantic 的采访时说。
从斯坦福毕业后，周怡君加入了一家硅谷初创公司。那时，她在一段男同事写的代码里发现了一个 bug。但同事们却表示，这部分代码已经用了很久，如果有问题早就有别人指出来了，哪轮得到她说话。“就好像我是混进来，不够格的一样。”周怡君说。
整个团队对她提出的问题并不放在心上，直到最终又找了两个男性工程师来审查她的修改方案，才肯承认——她说的确实是对的，问题确实存在。
周怡君（Tracy Chou）图源：NPR
如果说周怡君是因为初出茅庐而被男同事刁难，那 Reddit 首席工程师贝萨耶·布朗特的遭遇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2007 年，当时还是 Second Life 高级工程师的布朗特主持了一场面试。
她还记得那天自己穿着公司文化衫，运动鞋，完全是一身技术人员打扮。但每当布朗特提出具体的技术问题，这位求职者都会粗暴地打断她的提问。布朗特感觉莫名其妙，同时也觉得很好笑。于是，她找了一个刚加入公司的男性员工，假装成面试官再问他一次同样的问题。这次，这位求职者老老实实地回答了问题，而且还说，“终于有内行出现了”。在这样的兄弟会乌托邦里，身为女生，几乎就自带了“能力低下”的原罪，需要额外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洗刷和自证。
当然，几乎所有科技公司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来改变性别严重失衡的情况。
在 Google Assistant 项目组的张晓鸥告诉硅星人，为了政治正确，增加员工多样性，科技公司确实会在筛选简历时优先考虑女性，把女性作为“配额”招进来。
“当年和我一起投简历到 Google 的，还有我的一位男同学。他的水平背景和我不相上下，但连面试环节都没有进就被淘汰了。”她说。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算偶然。
北美科技圈留学求职论坛“一亩三分地”地主 Warald 告诉硅星人，负责筛选简历的面试官在决定“给谁面试”这一环节上有很大权利，甚至很多公司都会把新员工性别比例作为业绩考核的标准之一，因此他们会努力推动女性求职者拿到职位。
例如在英特尔，如果团队成功达到员工多元化的指标，每一位团队成员都会拿到多元化奖金小富一笔。而 Apple 则会通过在非技术岗位尽可能多地增加女性来调整员工比例。
所有 Google 员工都要上这么一堂关于消除歧视的课
“其实女生在硅谷科技公司求职受优待、面试难度明显低于男生，是早就有了的潜规则。有人戏称：找工作的时间，男半年女半月。”Warald 说，为了公正起见，大多数公司都不允许在简历上出现出生日期、照片、和性别，因此他还曾经建议女性求职者选用典型的女性化名字，比如 Lisa，以增加进入面试环节的概率。
但是 Yukie 完全不这么认为。“我不知道这种看法是哪里来的。事实上，女生能够拿到 offer 和找到工作，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水平。你反过来想，为什么男生拿下一份工作，大家就觉得他是靠自己的能力，而女生就会被认为是依靠了性别优势呢？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不管事实是怎样——这种“性别”带来的“优待”，或者如 Yukie 所言，这样的偏见，反而正在造成另外一种危害。
在 Google 工程师邓瑞希看来，优先录取女生的潜规则被大家默认并不是什么好事，这样的做法是在毒害整个招聘系统。
“增加女性雇员数量，并不能增强女性程序员的话语权。”瑞希说，“反而会让人质疑面试流程和考核体系的公平性，从而对整个女性程序员群体产生敌意和不信任感。哪怕是凭实力进来的女程序员，也会被人怀疑是被放水才得到这份工作的。”
也就是说，优待的背面实际上促成了整个科技圈对于女性程序员的另外一种歧视和偏见。
随着门槛一起降低的，还有压在女性身上的天花板。
GitHub 的一项调查发现，虽然女程序员的比例在不断提升，但无论年龄大小，与男性相比，更多的女程序员都处在初级职位。在 24 岁之前，女程序员做初级工程师的比例是男性的 1.1 倍，而到了 35 岁，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3.5 倍。
“工作和家庭，我站哪边好像都不对”
实际上，就算硅谷华人女工程师能够熬过这种初入职场时面临的男性主义乌托邦环境所带来的麻烦，她们仍然需要面对更大的、来自于家庭的压力。而这，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定义”。
“小儿子放学后要去中文学校学习，周末还有课外兴趣班要上。大儿子每个周末都要去学编程，有时候还要在社区联盟打棒球赛。刚把一个儿子送走，另一个儿子就快要下课了。忙完家里的事已经累脱了。”已经在 Google 工作十年的张晓鸥在接受硅星人采访时这样“吐槽”道。
孩子的课本和习题
奔波在学校、课外班、公司和家之间的她，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抛球杂技选手，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生活的运转。
“在女程序员和中国妈妈这两个身份之间来回切换，太难了。”张晓鸥甚至抱怨这一切很可能源于华人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我真羡慕哪些老外女同事，老公能够分担不少照顾孩子的事情，让她们有机会专注在工作上。”她说。
和很多最早一批从中国大陆来到硅谷的女程序员一样，张晓鸥不愿意承认自己奋斗十年，却成了“被落下”的女性，“但好像事实又摆在了面前。”尽管她现在生活幸福，但是难免也会有几个“如果当初……”的念头萦绕在心间。
二十年前，张晓鸥从河南的一个小县城考入当年专业排名第一的国防科大电子计算机系。
而就算在被誉为“军中清华”的这里，张晓鸥也是佼佼者。全系 120 人里大部分都是男生，但张晓鸥的名次从没掉出过前三。四年后，她成了全系仅有的几个拿到国家奖学金赴美深造的学生之一。
闻名世界的“天河一号”超算就是这所大学研发的
“十年前对事业充满期待的我，哪能想到今天。”她说。
那时，她刚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毕业，就拿到了 Google 的 offer。结果，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后，“还是 level 5。”张晓鸥说。在 Google 内部，员工被分为十个等级，L5 是高级工程师职称。多少人在 L5 到 L6 的坎儿上一卡就是一辈子。而卡住张晓鸥的，在她看来，就是她的家庭。
“我这个年纪再往上很难了。” 张晓鸥偶尔会觉得不知所措。“工作和家庭，我站哪边好像都不对。”
比起把房子买在公司附近的其他同事，住在萨拉托加的张晓鸥每天浪费大把的时间在上下班路上。但她在萨拉托加买房的理由和在海淀区花天价买老破小的家长们一样充分——这里是整个湾区最好的学区之一。
“进了萨拉托加门，就是半个斯坦福人”。她说。
萨拉托加学区
张晓鸥为了孩子放弃的不只是路上浪费的时间，还有晋升的机会。
“Facebook 还是个小公司时，HR 就给我发过挖角邮件。”张晓鸥坦言自己并不是完全没动过心。但当时晓鸥的小儿子刚出生，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Google 的工作我熟，Facebook 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那边给的工资高了不少，也有带团队的机会，但想了想家里两个孩子还太小，最后还是没走出这一步。”
照顾家庭带来的时间上的捉襟见肘对于科技行业的女性来说可能是致命伤。
张晓鸥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像是停止游泳就会无法呼吸而死亡的大白鲨：“我们这行和其他工作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你永远不能停止学习。技术的迭代是很快的。跟不上新潮流、或者没能在黄金时期熬到管理层，就停滞了。”
所以，对硅谷的程序员来说，下班后的黄金三小时是重要的充电时间。学习、推进手上的项目、和同事交换资源……这些其他男同事在做的事儿，对张晓鸥而言毫无可能性，那个时候，她在接孩子下课、送孩子去上兴趣班、对孩子进行学业辅导……
“别人投入的时间比你多，时间一长，差距就很明显了。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提到这一点，她也只能是苦笑。
Google 十年，晓鸥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和价值不菲的股票，也在寸土寸金的学区有了自己的小院子，大儿子羞涩稳重，小儿子调皮活泼。在别人眼中，她是幸福的。但怎么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中人呢？想起自己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顾及的家庭，张晓鸥感到无奈：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
正在觉醒的夹缝生存者
尽管曾经都有要追求事业上的出类拔萃的初心，但顺流而下却成为大多数工作了几年的华人女程序员的常态。
女程序员向硅星人描述的成长和工作环境不由得让人想到希区柯克的电影《煤气灯下》。电影中的女主角经历了一场“逆皮格马利翁效应”，男主角长期暗示她有精神病，让她越来越不信任自己。他甚至把煤气灯调的忽明忽暗，让女主角以为这都是自己的认知出了问题。
《煤气灯下》
这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也照在每个女程序员身上。比起质疑行业结构和大环境，这些华人女性更愿意怀疑自己的能力。
虽然已经从清华毕业多年，邓瑞希还是能回忆起当初班上仅有的几个女生是多么的挣扎。开学时，系里只有十几个女生，“后来有一半都转到了所谓更适合女生读的专业：金融、外语、经管、法律。”
“我做不了程序员，因为我是女生。”这是很多中国理工科女孩在遇到学术瓶颈时的第一个想法，也是她的同学们转系的主要原因。
这种自我怀疑也会被带到职场上。哪怕是最成功的一批女性，也要艰难地迈过这个坎。
“不少中国程序员打心眼儿里就不相信自己能够超越男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工程师说。
Pinterest 总工程师，高级副总裁 Li Fan 可以说是目前硅谷技术岗位上华人女性的一枚标杆了。但当她谈到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Li Fan 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本身有多优秀，而是用“机缘巧合”来表述自己的升职机会。
“那时我从没想过（主动升职），也觉得自己没能力去领导一个团队。在 2002 年加入 Google 时，我就想当一辈子系统工程师。”她在招聘技术初创公司 Leap.ai 组织的职场分享大会上说。
Li Fan 也成了科技女性的标杆人物
“尽管美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职场发展也会面临天花板，但却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圈女性领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在打破天花板。她们在公司中开展着各式各样的 Women in Tech 的活动和演讲。”Yukie 说在硅谷，这样的活动几乎每周末都有。
而作为 Yahoo COO 的 Mary Bui-Pham 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在她过去的职场生涯中，她最缺失，也最希望得到的是来自别人的一句——“你是可以的”。
“所以，未来，在 Women in Tech 这条路上，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告诉她们‘你可以’的人。” Pham 认为科技圈女性在职场中比男性更需要别人的肯定，从而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更好。
在很多情况下，限制女性的并不是她们的编程能力，而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获得同等的信任、支持，导致她们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无法有清晰的认识，过早的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命。
而来自中国大陆、往往在大学甚至研究生时才来到美国的中国女性工程师们，受到传统文化“女性应该把事业放在家庭之后”的影响，就更难冲破这方面的藩篱。
出生在大陆、小学时移民加拿大的 Yukie 在这方面就感触颇深。接受硅星人采访时，她指出，在读博士期间她所参与的 Women in Tech 组织成员有好几十人，却只有两张亚裔面孔。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作为从中国来的一代移民，华人工程师似乎还完全没有觉醒。”
在和很多华人女工程师交流的过程中，硅星人同样意识到，和中国文化所希望女性解锁的成就那样，哪怕到了美国，不少高学历的华人女工程师更在乎的仍然是一份工作是否体面、是否能够提供给她良好的收入和待遇，能否留给她足够的空余时间照顾家庭。
基于此，她们往往停留在工资够多，岁月静好，享受女性标签在科技圈中为她们提供的较低职位上的优待的状态后，就不再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也不再追求职场上更高的发展。
这种无论是从内心的对自己的不信任，还是外界对于中国女性的固有偏见，都让她们远离了一种职业发展的自我觉醒：在科技领域的华人女性，应该具备同等的能力，获得同等的机会，和男同事们获得同样事业上的成功。
但好在，在包括李飞飞在内的一批华人女性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在华人科技活动上的频繁“布道”。而她身上无论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斯坦福大学人工实验室主任、Google 云首席科学家的光环，都在让她所倡导的“觉醒”被越来越多生活在硅谷的华人女性所接受。
打破华人女性天花板的李飞飞
“因为人工智能这项技术与我们密切关注的所有事情都密切相关。它会承载我们所看重的各种价值观，包括道德、偏见、公正或使用权。如果没有代表（所有）人类的技术人员参与其中，科技就必然无法代表所有人类。”李飞飞在一次和比尔盖茨的太太梅琳达的对话中表示。
除了李飞飞之外，无论是担任 Google 云研究发展团队负责人的李佳，还是在英特尔大数据团队担任副总裁的马子雅，以及越来越多的身在硅谷科技公司，领导着整个行业发展的华人女性，都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越来越多年轻一代刚刚入行的华人女性工程师证明，“在这个领域，女子不会不如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