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30万亿经济刺激方案
面对国际国内最新的形势变化，尤其是美国税改引发的政策竞争，中国在十九大之后面临的发展形势异常复杂，发展压力很大，未来3年至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办法》于12月13日发布，自2018年1月29日起施行。值得注意的是，《办法》第五条规定，合格质押债券范围由国债、中央银行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券等扩大到人民银行认可的地方政府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第十条规定，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余额不超过其上年末实收资本的4%（原来是2%）；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余额不超过其上年末实收资本的10%（原来是2%）；其他金融机构自动质押融资余额不超过其上年末实收资本的15%（原来是5%）。
这些措施的采用显然是针对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为这种风险最大的一种就是来自银行体系的风险。不过，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办法》不仅扩大了合格质押债券的范围，还大幅调高了各类银行质押融资余额的空间，三类金融机构的质押空间分别是原来的200%、500%、300%。从政策含义来看，一方面，这应该是增加了一项保险措施，防止中国因融资扩张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央行显著扩大了未来金融机构提供质押融资的空间和尺度，尤其是地方债作为合格抵押品，将会刺激、释放更多的地方政府发债。与一般性的金融政策相比，这一次的政策调整，明显隐含了对宏观经济提供资金融通的重要支持，因此央行在2017年底出台这一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信号意义。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的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就此而言未来并不令人乐观。而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实行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
第一，应对特朗普势在必行的税改和减税，要维持财政稳定，增债是必须的。美国的减税政策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减税竞争，这实际上是对各国财政能力的一场考验。中美同为大国经济，但一个是生产国市场，一个是消费国市场，这就导致美国处于一种有利的国际竞争位置，中国如果减不了税，就只能考虑更积极的扩张债务来维持当前的财政稳定，扩张自身的市场空间。
第二，活化实体经济也需要中国扩大债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实体经济领域并未表现出与资本领域同样畅旺的复苏，根本原因在于过快的城市化导致的综合成本上升，过快地消耗掉了企业的内生资源，企业无路走，自然只好转身干别的，或是出走。从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实体经济的活化需要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才能重新启动，否则实体经济还是搞不活，因此通过扩大债务来刺激国内市场，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第三，从可行性来看，中国政府还有适度扩张债务的空间。一是中国是以信贷、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方式，一定的资金投放对实体经济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二是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在世界上虽然目标大，但实际并不突出，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是中等水平。三是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市场上钱多的是，本身就是资本过剩，增债不用考虑流动性问题。四是实体经济活跃之后带来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冲销部分债务。
第四，债务扩张为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创造了时间窗口。债务扩张的本质是借未来的钱用于现在，中国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需要财政工具来延缓改革的痛苦，以“时间换空间”是可行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国家现在纷纷推出超长期的国债（如世纪债券）来缓解财政压力。中国完全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发行超长期国债来扩张债务。
第五，中国需要以债务扩张来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的下滑。以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过去发展经济的“强项”。现在虽然在经济新常态下，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仍然重要，完全可以考虑重拾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六，十九大的很多社会大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钱来实现。十九大期间要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要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要推进着眼于全球格局的“一带一路”，要弥补中国长期以来存在代际陷阱的社保体系，都需要资金和财政资源，而扩大债务是解决办法之一。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未来3年至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至于资本的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豁然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如基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
正如过去我们的分析，现在的时刻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我们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战略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至于这样宏观经济刺激方案的缺陷和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去杠杆”的政策之下，扩张杠杆的政策可能会受到质疑。但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需要根据形势而变化。比如人民币贬值问题，这个大方向是肯定的，但人民币汇率是由国际形势决定的，我们做不了主。如果不调整政策，可能眼睁睁地就看着经济毁掉了。
现在所推出的一系列市场开放政策，虽然可以导致外资的一定流入，但这恐怕是暂时的，我们从流入的资本大多为金融资本，少部分为实业资本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局限性。国际形势决定了了世界资本现在的流向是美元，这一点未来不会改变。因此，中国未来的政策调整，恐怕更多地还是要靠自己，要做出适应中国市场的战略解决方案来适应世界经济未来的大变局。
如果说，未来中国经济是乐观的，那么这种信心应该源自于对积极的政策调整，来自于积极的改革，来自于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而不应来自于线性的算术推算。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