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明年一季度会反映出来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今日在北京举行。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以及新二元结构问题”发表了演讲。
2010年，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影响力越来越大。据测算，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每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均超过30%，并且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新企稳回升，全球经济似乎也开始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长期低迷的泥潭，明显出现复苏增长的态势。
今年以来，中国GDP增速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在6.9%的水平，面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大部分预测机构都表现出了乐观情绪，IMF等国际机构已连续四次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
但在于学军看来，中国经济仍将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也许在明年初或者一季度就能反映出来”，他告诫，有必要在乐观的气氛中保持清醒与冷静，未雨绸缪，预调、微调，提前做好相关的对策。
之所以有上述判断，于学军给出了三条理由。
他首先分析了本轮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动力的三个主要来源。第一，近两年来国内刺激性政策的强力拉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巨额投资以及背后货币信用的大规模扩张。第二，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全球贸易也出现稳步回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外需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三，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取得进步与发展。“电子科技、IT制造、互联网应用、电商等领域，我国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全球的重要基地与集散中心”。
但这三个因素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第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年仍然值得看好。但是相比今年我国外贸双位数增长、基数已大幅抬高的现实，明年将难以保持更大的增长。第三，由于前期刺激性经济政策力度过大，货币信用出现巨额扩张，随之带来的不良反应也十分明显，易导致资产出现泡沫化，债务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性债务积重难返，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并积累大量新的风险。“无效或者低质投资严重，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失调现象，通胀压力上升等等，我认为不良的表现是这样一些方面”。
但于学军也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必然有所调整，应控制过快、过多增长的货币信用扩张，但宏观调控的特点是，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推动刺激需假以时日，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立竿见影。而一旦货币信用形成膨胀之势，并刺激经济出现扩张，连带产生结构比例出现新的失衡，此时控制起来更加困难，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阵痛。
事实上，我国多项经济指标已出现明显滑落，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增长8%以上，而截至今年10月份已降到了增长7.3%，这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由上年全年增长18.7%降至增长10.9%，民间投资也出现持续减速现象。二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上年全年增长11.3%至10月份已降至增长8.8%，增速持续下降，并低于双位数，这是多年来未有的。“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M1，这是最现实、最敏感的流动性指标，2016年的增速最高时曾超过25%，全年增长了21.4%，到今年10月份已降为13%，增速下降更快，比M2要快得多”。
此外，房地产市场与去年相比也已发生重大变化，“我相信房地产市场还会进一步冷却”。“一些地区的投资项目也开始出现下马，最近议论比较多的是包头市的地铁项目被叫停。客观上看，靠无限举债大兴土木的确难以持续，这是逻辑的必然”。
那么宏观政策应当怎样有效应对呢？于学军提出了“新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
过去，我国将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概括为“二元经济结构”，而于学军指的是在现有经济管理与运行中，明显存在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两者在经营目标、运行规则、思维里面、所在领域、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区别明显，甚至是根本不同。
在对待宏观管理上，国有经济由政府直接管理、控制，自然按照政府的指挥棒行事，其调控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行政性行为，而民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企业生存发展为最高目标，又无政府资源可利用，所以多以市场竞争为其管理运作的核心要义，这样在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体制、两种运作模式的现象，一个遵循政府调控，一个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并且在中国经济的建设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彼此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阶段也可能出现不协调、不平衡等问题，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并且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常常陷入一控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根本原因”，于学军表示。
他解释说，我国经济的市场化不够深入导致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缺乏自动调控弹性，而依靠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常常做不到市场自动出清，会演化为行政性干预，这就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老问题。
“我认为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市场化，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及调控中的激励调节作用”，于学军表示，“这一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得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