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失去初心，我们可能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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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朔
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19篇原创首发文章
2017，当这个充满了新时代的向往、又混杂着新的矛盾与焦灼的年头即将过去；2018，当这个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即将来临，无数人心头可能都有万千思绪，为着失去的芳华，为着眼前的苟且，为着明天的诗和远方。
让我们回到起点。初心，就是起点时心怀的承诺与信念。
1976年，中国相继失去了几位伟人，粉碎了“四人帮”。历史向何处去？天问高悬。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刊登了“两个凡是”的文章，但丝毫没有消除人民深埋心底的疑虑。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
8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举行，决定高考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
10月12日，高考恢复，570万人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
12月10日，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快开始为蒙冤受屈的干部平反。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回望四十年前的岁月，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会选择——觉醒。
那是人的觉醒，知识的觉醒。人们从蒙昧中走出，开始独立思考。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科学态度的春天来了，人们荡起自己命运的双桨。
没有人的觉醒，没有知识的觉醒，我们可能什么都不是。
弹指四十年。
1978年，内地人均GDP为153美元，香港为3924美元，香港是内地的26倍。2016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不到6倍。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有望超过香港。
按照胡润研究院数据，2017年，每34个香港人中有一个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士，北京对应的数据已经达到83个。
2016年，中国出境游游客的旅游花费为2611亿美元，美国为1236亿美元。
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财富的大爆炸，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理由去解释，我会选择——奋斗。人的觉醒，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精神，这些力量的“对象化”的最重要产物，就是财富。
而在财富迸射的过程中，有无数奇迹，也有结构性失衡、扭曲和阵痛。
清洁而公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想，但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从来都是清水、浑水、浊水的混合物。
来看看美国的历史。
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末的“镀金年代”，催生了迄今为止最为富有的一批大亨，但也是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道德失范最严重的几十年。尤其是在1868年和1872年两次竞选成功的格兰特总统任内，贪婪和怠政达到了顶峰。当时，公职如同牌照，被用于牟私，几乎所有政府办公室都被收买，所有人都难保清廉，一切原则都被践踏。
格兰特内阁就像一座沼气池不断冒出丑闻：海军部在军舰采购中大肆收取回扣，陆军部公开出售西部地区的皮货贸易特权，内政部、财政部与土地投机商勾结瓜分西部大片土地，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主要海关无一不是贪污黑巢，出使巴西的美国外交公使诈骗了巴西10万美元后逃跑，出使英国的外交公使以自己的名义在英国骗租了一个矿山……国家的钱袋成了没有锁链的合租之物，制度化买官卖官之后，就是公开化的寻租设租。
作家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镀金时代》中写道，政客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视同男子汉气概，而把政治中的“好人”视为反常的怪人。
美国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右），与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中），美国海事劳工组织领袖安德鲁菲吕塞特。
“扒粪运动”的代表人物、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1904年结集出版的《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中，记录了他在圣路易斯市政府走廊里亲耳听到的商人与议员之间的对话——
“啊哈，我的受贿人！”商人说。
“啊哈，等一等，我的行贿人，”议员答，“你可不可以借我1000块钱，就借一两天？”
“现在不行。但如果我要的那个法案今晚通过了，我就借给你。回头在老地方找我。“
“好极了，我会去那儿的。”
镀金时代的美国企业家，的确创造出了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但也有不少是通过垄断碾压竞争者，通过操纵市场和向政客行贿而暴富。铁路大亨考利斯·亨廷顿1877年曾说，“为了要做成事，如果必须出钱给政客，那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政客掌握可以做坏事的权力，而且只有当你贿赂他之后，他才肯做好事，我想我不得不去贿赂他”。这是一段著名的富人辩护词。
当斯蒂芬斯发现，在狭隘的利己心的驱使下，“凡能使我生意兴隆的，就都是好的”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普遍价值观，他愤怒地写道，“如今典型的美国公民是商人。典型的商人是坏公民，他很忙。如果他是个‘大商人’，即使很忙，也不会忽略忙着去跟政治打交道，嗬，很忙，忙得很有目的。我发现他在圣路易斯收买受贿者，在明尼阿波利斯为贿赂者辩护，在匹兹堡策划腐蚀，在费城与党魁们分赃，在芝加哥使劲反对改革，在纽约用贿金挫败好政府。”
因为目睹了太多不择手段的官商勾结，斯蒂芬斯甚至把批评的目标直指商业本身。他说：“商业精神乃赢利精神，而非爱国主义精神；乃信贷精神，而非诚实精神；乃个人获利精神，而非国家繁荣精神；乃买卖和交易精神，而非道义精神。”
斯蒂芬斯为揭露社会和商业阴暗面的“扒粪运动”培育了大批新闻工作者，包括哈佛大学双杰的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里德。他的书之所以叫《城市的耻辱》，是想唤醒“显然缺乏羞耻感的市民们的自尊感”。他说，腐败之耻辱不在于那些腐败者——我们本就不能期待这些人会洁身自好、不贪不腐，这耻辱应是城市的耻辱，应是市民们的耻辱，因为他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去奋勇地制止腐败行为。
镀金时代晚期开始，在强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下，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就任总统后的八年中，美国开始了一场全面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包括：寻求工商业的道德重建，恢复自由竞争，反对托拉斯；推进预算改革、市政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通过立法营造清洁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等等。西奥多·罗斯福用“公众、公众、公众”的理念回应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口号——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
在美国历史上，西奥多·罗斯福是对大亨最不友好的总统。他并不认为大亨都是坏人，他说托拉斯也有好的和坏的之分，但他坚决要制服“胡作非为的大亨”，为此下令对多家大公司提出反垄断起诉。通过一系列判例，让华尔街和产业大亨们意识到，影响力控制力再大的企业，其行为都有法律的边界。
我多次说过，虽然我们不能用“镀金时代”和“进步运动”来比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财富大爆炸，以及新发展理念和新型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经济新时代，但美国的昨天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和暗示。
比如，骄横者不能长久。
2017年的中国商界发生了很多大事件，最近我碰到不少企业家和媒体人，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担心，就是当某些中国大公司的市值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却患上了一种发作周期越来越短的“互怼综合症”，并借助他们所拥有的媒体资源，不断炒作。
一位新闻学院院长说，在传统媒体时代，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没有任何公司能调动那么多“公器”、“喉舌”，在同一时间，针对竞争对手发难，耸动视听。
但在媒体社交化、自传播、资本介入等背景下，对那些拥有雄厚互联网资源和动员能力的大公司来说，怼与黑，变得异常方便。
作为商业世界的观察者，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娱乐化态度，欣赏这一波一波的游戏；甚至可以为他们叫好，原来你们的竞争是如此不断地下探底线，你们互怼，社会才能更多了解你们所用的伎俩，否则还一直觉得你们是那么高大上。但有时，我还是感到悲哀，你们真的以为，互联网世界就是你们的，可以轻易控制、为我所用、予取予夺？古人说“勿与天地斗巧”，把聪明才智用到这些方面，真能如意？！
坦白说，我看到一次这样的怼与黑，对这些公司的尊重就降低一分，不管他们在全世界排第几。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有什么必要在这么low的地方频频出没？他们的初心被什么东西遮蔽了？
被“我相”遮蔽了。
我相即我见，是一种主观上的执着。用六祖惠能的话，“迷人恃有财宝学问族姓。轻慢一切人。名我相”。觉得自己了不起，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意高自负，不行普敬，这就是“我相”。“好事归己。恶事施于人”，这也是一种执着，叫“众生相”，也就是没有众生平等之心。
中国文化讲儒释道。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三种文化虽有差异，但殊路同归，都提倡减少私欲，回归天真本性，人道合一。宋代的刘谧曾说，“好生恶杀，三家同一仁也；视人如己，则三家同一公也；惩忿窒欲、禁过防非，三家同一操修也。”很清楚地说明了儒释道存在一致性的地方。
《道藏》里说，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
不去克服我相和妄心，就会偏离大道，不仅与人不利，与己也不利。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这里的“德”，就是儒家的“天下归仁焉”，就是佛家的“心无挂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善”。
2017年岁末，在中国商界，我听到了两句有点“破除我相”味道的话。一句是滴滴的程维说的，“没有车主和司机，就没有滴滴的今天”。一句是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说的，“没有这些优秀的创业者，我们投资人什么都不是”。
希望那些如日中天的中国大公司领导人能够用“没有……我什么都不是”的句式，写一些句子。写的句子越多，厚德就越多，就越能承载更远大的未来。如果内心里写不出什么句子，那就危哉危哉！
没有敬畏，没有克制，不去尊重，不积厚德，就会离墙倒众人推、什么都不是的那一天，越来越近。
有些企业家觉得，他们已经太辛苦，政策环境的不确定已经让他们左右为难。商业文明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问过外卖行业一家大公司的创始人，你们和竞争对手在线下大打出手，为何不能遵循和谐商道？这位八零后回答我：“等再过几十年，我们也会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竞争那样文明，但现在这个阶段，这些东西还无法避免，需要一个过程。”
而对我来说，面对这些占据着互联网财经头条位置的公司，为什么常常忍不住，要说三道四？
不是轻视商业力量，恰恰相反。是对他们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中国几千年来“抑商”，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导致国计民生日益贫弱。直至近代，在列强的隆隆炮声中，才意识到“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李鸿章）。中国最早以“商”为名的公司是招商局轮船公司，其早期领导人郑观应说，“商务乃国家之元气”，“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习兵战不若习商战”。
站在商业是“国家之元气”的角度，我们怎能不对大公司提出更高要求？怎能不希望他们秉持纯正之气、良善之风，而不是流里流气、乌烟瘴气？！
环顾中国近现代商业史，“商”之风气，和国家的现代化休戚相关。国计商情，商情不离国计。能够成就伟大的商业，必然有单纯的初心，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善的愿景，必然顺应天道天时，必然会被时代和人民赋能。
如果背离初心，则再大的商业帝国，都会渐渐被蛀蚀，并一天天失去信任这一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西奥多·罗斯福，这个将美国历史上赤裸裸的野蛮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拉回进步轨道的人，曾经说过——
“我们既不维护富人，也不维护穷人；我们维护正直的人，不管他是富还是穷。”
“我的职责是与每一个人站在一起——当他是对的时候。同时，我的职责也是反对每一个人——当他是错的时候。不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群体，我都是这么做的，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劳工领袖，或者一个政客或者一个改革家，当他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他，当他错的时候，我就背弃他。”
“他们接受了贪婪索取的灵魂，以为商业主义就是民族生活的宗旨；但实际上，商业主义只是民族伟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的长久繁荣，必然是要靠灵巧的头脑、经商的头脑、辛勤的奋斗；但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靠物质繁荣而真正强大的。”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是重商、崇商、兴商的商业中国，是企业家创新精神高扬的商业中国，也是诚信正直、有灵魂的商业中国。如果企业家的内心世界被自我充满，初心不再，或者只在口头上存在，只在某些时空和条件下存在，那么我们距离真正的商业文明就还遥远。
马上就要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没有……我什么都不是”的问题，也在反省自己和初心有多少的偏离。如果说“哲学就是带着乡愁去寻找精神的家园”，商业文明的探索，在弘扬创新精神的同时，就是要以文明之心去平衡商业力量的不健康扩张和为所欲为的骄横狂妄。越是回到恪守中道的初心，我就越觉得心安理得，勇气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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