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到“市场生育”的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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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凡夫俗子Eric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有人登场，就有人落幕。

几天前完成的机构改革，让重组后的“卫健委”正式亮相于大众视线之中，与之相应的，是“卫计委”的撤销，以及“为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的删除。

卫健委VS卫计委，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意味着曾经叱咤风云的计划生育机构，在风风雨雨半个世纪后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随之同去的，还有褒贬不一的整个“计划生育”时代。

悠悠岁月，计划生育，伴随了一代人，也影响了无数人。纪念与反思，皆在此文。

一、从“老马”到“小马”

1798年，《人口原理》一书在英国出版。这本开创了人口经济学思想启蒙的著作，不仅影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还直接左右了当时的政策导向。对于其作者老马，凯恩斯则是大肆褒扬，不吝赞美：

“《人口原理》是一本天才的著作，老马是古典学派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平心而论，老马确实有他聪明的地方，他能够基于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与劳动人民大窘迫的背景，做出“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长”的判断：社会进步了生活好了粮食多了，人类就会加大批量进行生育，结果便是人口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可地球上的生活资料却有限，总有一天将不足以维持激增人口的生活所需。

这一名曰“人口陷阱”的理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合情合理的，因而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推崇。

然而拿到今天来看，老马的学说早已不适用于当代经济发展。再天才的他，也预料不到后人们发明了避孕药，发明了农药化肥与转基因技术，发明了新能源新材料，发明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更没有预料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多生多育的意愿反倒会减弱，而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正在难以扭转地下降。

不是他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老马持续的影响力。一百多年后的遥远东方，中华大地上就出了一位老马的信奉者——小马，他所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生育一度是被鼓励的，比如奖励多子女母亲，强调人多力量大等等，再加上社会安定与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提高，第一波人口增长高峰期也随之来临。在物质财富匮乏的当时，人口数量过多会增加消耗，自然也会影响到国家财富的积累。

1957年，小马发表了一篇名为《新人口论》的文章，特别强调道：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倘若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并义正言辞地呼吁要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小马的主张惨遭围剿，不过他思想的种子已然萌芽。改革开放以后，借着拨乱反正的东风，小马的人口理论也得到平反；同时，控制人口的理念重新开始发酵，“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顺口溜逐渐普及。

终于，1981年，国家计生委组建，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入十二大报告，并落实到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自此，“严格一孩”计划生育国策上升到全民高度，并开始被长期推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等标语更是刷满大街小巷。

围绕着计划生育，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海南岛”“少林寺”“吐鲁番”等名字，一定深深烙在了80后、90后以及他们父母一辈人的记忆中。

二、从“少生优生”到“全面二孩”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原本预期只执行30年，这在1980年中央的一封《公开信》中有所体现：

“……现在我国约有五亿劳动力，预计二十年后还要增加到六亿，就是到二十一世纪初，每年还会增加一千多万个劳动力。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早已料到计划生育绝非永久之计。事实上，不少人口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2000年是计划生育调整的最佳时间点。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也无形中让计划生育政策在国人心里日益根深蒂固。

这其中，又以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落实得最为彻底。

受旧经济制度红利的影响，东北的计划思维早已成型，且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对于上头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然是恪守不渝。倘若一个不小心多生了娃，轻则罚款，重则搞不好会丢了国企“铁饭碗”，后果对于他们来说，必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严重的人口外流与新生人口的跟不上，也成为了阻碍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说回计划生育。

不可否认的是，实施计划生育作用的确立竿见影。这一点从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内出生人数-年内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中就能窥探到。1982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68‰，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降至4.96‰（详见图1）。倘若不考虑人们主观上的生育意愿，那么我国人口总量还真是得到了有效控制。

30多年的计划生育效果，不仅体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上，还体现在2012年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上：与经济增速同步大幅度下跌的，还有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由前一年的9.25亿人减少至9.22亿人，减幅为345万。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第一次下降。此后几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年减少349万（参详见图2）。

用经济学术语来概括，这叫“刘易斯拐点”已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呈现出日渐严重的老龄化态势。其实，早在本世纪伊始，我国人口结构就已经具备了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即65岁以上的老人所占比重超过7%；而后，这一比重更是节节攀升，2016年已然达到10.8%，也就是说，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11个65岁以上的老人（详见图3）。

这时，不甘寂寞的联合国人口署来凑热闹了，一本《世界人口展望》中赫然写着：预计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将出现“倒V型”反转，届时最低人口预测值为6.13亿，其中可能有超过一半的老人（详见图4）。

有关部门微微一惊，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倘若放任劳动人口继续这么降下去，后果将会很严重：

一来，年轻一代或将面临严重的养老危机。

不管你在不在意，养老金的巨额缺口就在那里，从没有消失过。按照当前的养老金制度，不论是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还是以房养老、投资养老，本质上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退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当年轻一代老去后，越来越少的工作人口将很难支撑起退休老年人的日常开销。

二来，劳动力不足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无需多言，看看日本就够了。“少子高龄”是当前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其1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年间整整减少了1000万；目前日本的建筑、运输以及护理等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已经达到了3：1。劳动人口告急，再配上不健康的的人口结构，令日本人口红利几乎丧失殆尽，一群“老弱病残”难以扭转其经济颓势，发展深陷泥潭，国家前路漫长无光。

当“大国空巢”“人口危机”等字样不绝于耳时，计划生育自然被再度推上风口浪尖，变革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至于“少生优生”，还是让它随风去吧。

松绑计划生育，从机构“瘦身”做起。2013年的全国机构大调整，将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时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到了2014年，国家正式启动“单独二孩”，一年后，正式开始推行“全面二孩”。

三、从“有存款”到“零储蓄”

至此，能做的也做差不多了吧，可是这回老百姓却不买账了。2018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生育数字：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上年的1786年下降了63万人，且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数值（详见表1）。

说实话，“全面二孩”还是有效果的：2017年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且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然而，反观2017年全年出生的总人口与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723万人和12.43‰，二者同比均呈下降态势。这说明二孩虽然在增多，但新生儿总数实际上是减少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连一胎都不生了。

因为家底太薄，养不起。

说到家底，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储蓄。众所周知，勤俭节约、量入为出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便遵循的传统。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既然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那么存钱就成了他们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个统计，说中国人每赚100元，就有46元省下来存进了银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仅为-0.5%，也就是说每赚100美元要花掉100.5美元。相信许多人对此都会有切身体会。

时至今日，情况却全然不同。虽然我国整体储蓄率依旧较高，但深究居民的储蓄结构，却让人大跌眼镜。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储蓄最多的10%家庭，占据全部储蓄金额的75%；另外35%的家庭被称之为储蓄较多，他们占全部储蓄金额的25%；最后，剩下55%的家庭，他们的储蓄几乎为零。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国家超过一半的家庭都是银行无存款，家中无闲钱。

只因为钱全用来还债了。

倘若十年前提起家庭负债，人们恐怕会用中美老太太在买房上有何区别的段子来进行“启蒙”，方可让中国人明白其中内涵所在。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在“四万亿”的刺激下，国内房价开始大面积上涨，而这也直接助推了居民负债率的一路狂飙。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居民杠杆率（居民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的快速上升，2008年为18%，到2017年底已经超过50%，不到十年的时间激增逾35个百分点，且高于国际上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

此外，在负债人群中，年轻人占据绝对主力地位。参与负债的城市家庭年龄大体上呈驼峰分布，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家庭，而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的负债参与率与30~44岁中年人群的负债参与率接近，也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详见图5）。

静下心来环顾四周，我们会发现身边不少收入还不错的人，无奈受房贷所制只得节衣缩食。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例，一位月入3万的中上等收入人士，买房贷款300万。且不说他是否需要先还掉凑首付借来的钱，光负债部分，每个月就要还掉2万；再去掉其他生活必须的支出，不倒贴钱就已是万幸了。至于存款，根本无暇考虑。

既然如此，拿什么来养育你，我的孩子。

四、从“不让生”到“不敢生”

从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历程来看，其核心在于生育权的归属问题。可以说，自最早提出控制人口的上世纪中叶到2013年末，人民的生育权一直都牢牢被国家掌控；即便是2014年的“单独二孩”和2015年的“全面二孩”，都只能说是国家对老百姓生育权的部分释放而已。

但这次可能会不一样。

国家卫计委的撤销，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生育权距离重新回到家庭手上已经不远，全面放开生育的“市场生育”时代即将到来。不过话说回来，生育权本来也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即便“物归原主”，我们也没什么可欢呼的。

现在的问题是：生育权回来了，你会生吗？

先别急着作答，一会儿还会问到。我们先聊聊别的。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美好期许，自然，父母也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从衣食住行到求学工作无不例外。如此一来，经济基础便成了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养一个孩子到底需要多少花销？

前些日子，网上公布了一份清单，里面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从怀孕到孩子上大学的各个阶段，父母所需要付出的开支明细（详见表2）。

然而，这份总计近50万元的账目单，充其量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基本水平。事实上，还有很多可能的环节没有计算在内，比如以下两点：

1． 大学毕业后，不少孩子并不急着参加工作，而是通过考研或出国留学来继续深造，预计花费10万~80万元；

2． 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会购买学区房，预计花费300万元起，上不封顶。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孩子的前提基础上。倘若再要个老二老三呢？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种开销中，教育支出占据了“半壁江山”。对中国的绝大多数父母来说，房贷还款、保险支出、投资理财及退休储备等财务需求，都没有子女教育支出来得刚性。根据汇丰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未来的基础》所述，中国内地父母对子女教育经费的重视程度名列全球第一，这也侧面证实子女教育方面的成本难有压缩空间。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大抵如此。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进来，那就是医疗支出。时下，“不敢生病”已经成为大多数老百姓的心声，因为医疗支出费用高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大部分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从来都是难以预估，动辄十万至数十万，这尚且没包括因为患病而遭受的收入损失，以及求医、护理、康复等各环节相关费用。

可以说，一旦家庭出现一位重病患者，很可能会重创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而使其失去本属于自己的中产地位。

综合以上种种，再结合自身因房贷而致的高负债与零储蓄，回到刚才的问题：

生育权回来了，你会生吗？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五、尾声

撤销计生机构也好，生育权还给家庭也罢，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提高未来的人口出生率。因为谁也不希望看到，明天的我们变成今天的北欧和希腊。

可是要知道，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极为深刻长远的影响，不少人短时间内还没有做好要二胎的准备。而时过境迁，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变了，老百姓的想法自然早就不似当年。此外，人们眼前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焦虑，也已经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想让老百姓多生娃，仅凭一个机构的重组与交接，只怕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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