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盖茨夫妇写给巴菲特的“投资报告”看中国公益慈善的未来
来源：界面 曾宇
亲爱的沃伦：
你十年前的这份礼物让我们激动得无言以对。这是任何个人给予他人数额最大的单笔赠款，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欠你一笔巨大的投资回报。
在这封信中，我们将与你分享一些突出的成绩。我们会将焦点放在全球健康上，因为它不仅是我们慈善事业的起点，而且在我们的工作中占据了绝大部分。
2月14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发表题为《沃伦·巴菲特的最佳投资》的年度公开信，重点回顾了过去十年，收到巴菲特投资百亿美元的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的投入所产生的回报，以及面临的挑战。
每年2月，盖茨夫妇都会以发表年信的形式讨论公益和慈善话题。2015年的公开信《我们对未来的大赌注》重点关注健康、农业、银行服务和教育，2016年的公开信《如果你能拥有一种超能力，你希望是什么？》则聊到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
2016年恰逢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捐款十周年，由于不久前刚刚被86岁的巴菲特问到这笔投资都为世界上的贫困人群带来了哪些改变，盖茨夫妇决定改变以往年信的风格，以回应“投资人”巴菲特的语气“汇报工作”。
2006年，巴菲特把他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了盖茨夫妇于2000年创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用于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巴菲特承诺按年捐出总计10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当时市值约合310亿美金。2006年到2015年间，巴菲特已陆续捐出超过172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在一则新闻稿中写到，这笔捐赠使基金会的工作得以进一步扩展，从最初的全球健康和美国本土教育，扩大到与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相关的领域，包括农业发展、环境卫生和普惠金融。
在这份交给巴菲特的“答卷”中，盖茨夫妇写道：
我们没有销售收入和利润可供展示。但我们在密切关注着一些数字，并且使用这些数字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及衡量我们的进展。
他们在信中提到的“最重要”的数字是，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1990年以来，儿童死于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案例已经减半，这相当于近26年来疫苗每天挽救18600个孩子的生命。如今全世界已有86%的儿童接受过疫苗接种，覆盖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比尔·盖茨写道：如果把每年比上一年多存活的儿童人数加起来，在过去25年中共有1.22亿名5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而如果儿童死亡率一直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这些孩子是无法活到今天的。
为什么基金会资助的免疫项目要优先针对儿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儿童是脆弱群体，是“易感人群，没得过病也没有抗体”。他说：“公共卫生要讲究公平，就要扶助脆弱群体、脆弱人群。钱都要花在脆弱的人群上。”
为了更广泛、更有效地进入传染病防治领域，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创立之初即与其结成合作伙伴，并于2010年发起“疫苗十年”计划，承诺在那之后的十年内提供100亿美元资金，为世界最贫困的国家进行疫苗研发和供应。自2000年创立以来，GAVI已经在全球为5.8亿儿童接种了疫苗。
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GAVI全球董事会独立董事李亦非说，GAVI的关注点是帮助全球所有需要接受疫苗的国家以可负担的价格提高疫苗覆盖率。她举例说，如果一只疫苗出厂价是50美元，通过GAVI的大量采购可能只需25美元，再捐赠到非洲某个国家的时候可能只需5美元，另外20美元都是通过GAVI捐赠的方式，这大大增加了疫苗覆盖率。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健康与卫生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李亦非说，大约在三年前，由于人均GDP涨到6000美元以上，中国从GAVI的受捐国变成了“毕业国”，购买疫苗不再享受GAVI捐赠。两年前，中国政府第一次成为GAVI的捐赠国。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介绍说，从1991年到2013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61‰降到了12‰；疟疾发病人数从1990年代初的10万左右降到2013年的3000例；到2010年，涂阳结核病患病率为0.66‰，死亡率为0.039‰，分别较1990年下降51%和79.5%，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关指标。
“防控的成绩主要由三个数字决定，”曾光说，“第一是人口期望寿命，第二是营养不良，第三是妇幼卫生问题。”他说，中国人的期望寿命从1950年代的35岁增加到了2015年的76.1岁；婴儿死亡率从250‰降到10.7‰；孕产妇死亡率也从15‰降到了0.2‰，2015年相比2000年也下降了62.1%，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
李一诺说：“过去这15年，中国处在非常有意思的窗口期、转型期，从各方面的净受援国变成净捐助国。直到2010年我们还是一个净受援国，虽然外援我们一直在做，但收到的国际援助仍然大于捐赠。”
作为GDP位列全球第二的大国，中国也在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中国在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同时，也要愈发注重“公益同行”，甚至“公益先行”，在输出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输出软实力，更多地参与国际公益事务。
李一诺说，盖茨基金会希望根据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在全球健康方面取得的成就，把中国的经验借鉴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中国在全球健康和全球发展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盖茨基金会表示，2017年是基金会进入中国的第十个年头。基金会在支持中国应对国内健康和贫困挑战的同时，也将继续支持中国在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健康和发展难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面对国内外慈善事业的兴起，如何在政府主导的同时，放手民间力量做公益，鼓励商界投入，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课题。包括教育、医疗健康、环境、养老等社会问题，都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创新解决方式。
GAVI采用了时下在国内很时髦的公私合营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除了盖茨基金会，GAVI的董事会成员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组织，多国政府以及大型跨国医药公司，形成了公益民间组织、政府和商界三方合作的机制。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说，GAVI的模式由比尔·盖茨创立，盖茨提出了“风险慈善”，就是慈善的钱不能拿去布施，而应该用投资的理念投入公益创新。徐永光自称“公益界的市场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希望工程的创始人。
在他看来，公益事业应当通过公共部门、商业部门、慈善部门三方合作，三方都找到自己的利益点，利益最大化。他把慈善投入和市场投资行为用一条光谱线来形容：从左到右，最左边是“纯给钱”的善人，“最极端的左就是滥行布施、撒钱”；最右边是趋利的市场，最极端的右就是“急功近利，甚至谋财害命”。
徐永光表示，最近二三十年，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以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商业向左，就是说商业有更多的公益因素出来了”，而“公益是强调要有效，就逐渐出现了用商业的手段做公益”。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最后应该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边界，实际上是在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他说，“我们都要改变观念，不要说你怎么公益里带有商业因素，就要消灭它，这是不对的。尤其在中国，经常对公益进行道德绑架，这个我们要防止，其实创新的部分是一个模糊地带，我们要鼓励公益创新。”
尽管过去二十年来，全世界已在健康卫生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一些数字也在提醒人们，当下仍有不少生死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
比如，尽管儿童死亡率降低，但全世界在减少新生儿死亡方面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盖茨夫妇在年信中指出，去年在出生当天死亡的婴儿有100万，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的则超过250万。目前，新生儿死亡占所有儿童死亡的45%，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是40%。
梅琳达·盖茨还写道：避孕药具能挽救生命，减少贫困，把孩子活到1岁的几率提高一倍，但仍有2.25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不能获得和使用现代避孕药具。
不过，自称“乐天行动派”（impatient optimists）的盖茨夫妇仍然表示，“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也更加急切”，特别是急于实现“零疟疾、零艾滋、零结核”。
他们写道：小儿麻痹症离“零”这个“神奇的数字”最接近。1988年，全世界共有35万新增小儿麻痹症病例，而去年只有37例，仅存于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今年有望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例新增病例。
正如美国新生代慈善家扎克伯格夫妇希望能在21世纪“治愈、预防或是管控孩子们一生中所有的疾病”一样，盖茨夫妇也乐观地表示，“小儿麻痹症将很快成为历史，我们在有生之年将得见疟疾被根除，再没有人会因为艾滋病而死亡”。
1月27日，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场沙龙中说，他很钦佩盖茨夫妇支持疫苗接种的慈善行为。
“当梅琳达在非洲，怀里抱着一个婴孩时，她想的是‘这小家伙需要接种疫苗’，”巴菲特说，“我对这个孩子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而我那一刻的想法会是，‘这小家伙不会尿我一身吧？’”
在以扎克伯格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商界领袖接过巴菲特和盖茨夫妇两代慈善家公益事业衣钵的同时，中国可能也即将迎来更多民间资金流入慈善领域。
徐永光说，比尔·盖茨曾对他说，劝中国富人捐财产比劝美国富人更容易，因为美国富人多数是财富的传承人，是一个家族，但中国的富人基本上全是第一代，是创富者，对自己财富的安排一个人说了算。
他说：“现在已经到了财富的代际传承密集期，很多富人已开始安排未来的财富传承，应该带着文化、带着慈善来传承，有商业（传承）但是起码有一部分要捐到慈善，所以大量的财富（会）进入慈善领域，而且这种财富我相信他们都会带着一种创新的理念进来，对改变整个中国的慈善环境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盖茨夫妇对慈善的未来很乐观。他们在给巴菲特的信的最后写道：
我们十分确信，未来的美好将远超悲观主义者的想象。感谢你的信任，沃伦。我们不会让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