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乎? 弃乎? 谁该为抗战南京的惨剧负责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连结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3日，日军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二十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
唐生智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日记云：“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决心迁都于重庆。”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作象征性防守。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他曾经考虑过请美、德两国出面调停，也曾考虑请英美促进苏联参战，在南京固守或放弃之间“踌躇再四”。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动请缨。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6日，蒋介石拜谒中山陵及将士公墓，叹惜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无以为怀矣。”这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 11月30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斯之易为何所据也。”
沦陷前的南京一片繁荣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锡澄线守军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云：“不分步骤，全线尽撤，亦未得呈报，痛心盍极！” 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早在日军金山卫登陆之际，德国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托，向蒋转达日方媾和条件，“防共协定为主”，蒋介石“严词拒绝之”。11月24日，蒋介石曾经寄以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他在日记“雪耻”条下写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年组织，三年准备。” 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而军队又不肯稍加体恤爱护，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又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他勉励自己：“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而存。”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南京保卫战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出兵日期。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12月6日，蒋致电李宗仁、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已经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不难看出，蒋所说所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在远东有所动作。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如指挥得当，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出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重庆出版社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