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卫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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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我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之初,当大批干部被批斗、被抓时,周总理和老帅们千方百计给以保护。但随着形势不断恶化,渐渐地老帅们自己也保不住自己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不说一点违心话,就不能保护大量的干部和科学家、文艺工作者、专家学者。卫戍区在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下,冒着风险,尽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
许世友:“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
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还有张希勤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砸。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开枪的。对造反派的“抗击”工作准备好以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
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造反派经中央文革出面,撤出了京西宾馆。
江青、康生:“你这个司令今天不交代清楚可不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老干部,以后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我们保护各省市第一书记、中央部分老部长30多人的事。
开始的时候,周总理为了保护这30多位领导同志不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亲自把他们安置在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内。但渐渐地被造反派发觉了,他们几次冲击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总理对我说:“这些同志住这里,看来有危险,你要想个办法。是否可以接到军队驻地,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被抓走。”
经过周密考察,最后选定了南苑警卫四师炮兵团和步兵团驻地营房。我们找四师和炮兵团的领导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向他们交代:“有一部分领导同志要住在你们这里,必须绝对保密,只是你们知道,不能让第三者知道。把炮兵团的办公楼全部腾出来,床铺、被褥、吃饭等由师部解决,保证这些人吃好、住好,经费由卫戍区负责,警卫由炮兵团负责,保证绝对安全,如果出了问题找你们是问。”
那天晚上,他们派出汽车,很快把这些人拉走了。为防止被造反派盯梢,刘光甫故意让车先往西开,出城以后看看后面确实没人,才突然转向城东,所以这件事办得非常机密。
大约过了四五天,造反派冲进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住在那里的老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一个都没有了。
老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们被转移后,江青、陈伯达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在钓鱼台他们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陈伯达说:“你当卫戍区司令,怎么能不知道?那你去查一查,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过了两天在钓鱼台开会时,周总理、中央文革的人全都在座,江青、康生很严肃地问我:“那些部长、省委书记到哪里去了?你说不知道,要你去查,查的结果也不向我们汇报。你这个司令今天不交代清楚可不行。”
正在紧张的时刻,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到主席那里去一趟。我就问让不让去?江青说快去吧!
毛主席:“这不好!朱、毛不能分。没有朱,哪有毛?”
我到达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已是夜里两点多了。毛主席说:“先吃饭吧,解决‘民生’问题。吃了饭再谈。”吃完了饭,主席问我:“北京现在的情况怎样?”我说:“很乱。”
主席问:“街上大字报还多不多?”我说:“很多。”主席问:“砸烂‘猪头’(指朱总司令)的大字报还有没有?”“有。”毛主席说:“这不好!朱、毛不能分。没有朱,哪有毛?”又问:“现在还有武斗吗?”“大的没有,小的还有。”
主席说:“在工人阶级中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搞联合,要团结,要搞生产。工人不搞生产,学生不上课,不行。”说到这里,主席看了看我放在面前的一大卷纸问:“那是什么?”我说从钓鱼台出来时,有人拦住我的车子,放进车里的,是什么我还没看。主席说:“打开我们看看。”
一打开,是一张彩印的大漫画“百丑图”。主席看到上面画的是贺龙等领导抬着刘少奇,罗瑞卿口内含着刀,许多被丑化了的党政军高级领导跟随在后。主席生气地说:“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主席马上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把此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我趁此时机告诉主席说:“现在批斗老干部比以前更厉害了,还要老干部坐‘喷气式飞机’。”
主席问:“什么叫‘喷气式’?”
我就比划给主席看。主席说:“这样做不好!”我接着对主席讲:“造反派批斗老干部时搞轮流战,不让人休息。”主席说:“这样斗不行!”
我说:“还有夜战法。批斗时不让被批斗的人睡觉,整夜斗。比如胡耀邦同志,体温高到摄氏39度,还要他跪在地上,腿都跪出血了。王震‘王胡子’也带大木牌了。”
主席说:“过去你们斗大地主怎么斗啊?也不过带顶高帽子、游街。不坐‘喷气式’嘛。现在这样搞很残酷。应当保护干部。”
我说:“主席,你这样说,但有人不这样做。总理让我把省委第一书记和老部长们保护起来,陈伯达和康生问我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说革命派要批斗,现在找不到了,问我为什么要保护他们。要我交代。我也不敢讲是总理要我保护的。”
主席说:“总理这样做很好。你们保护得很好。不然,好人让他们搞坏了,坏人让他们搞死了。”我说:“这事现在还没有完。主席叫我来之前,还有人在追究我。”主席说:“谁追究?”我不敢说江青,就说:“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人。”主席说:“你不要怕!不论谁再追问,你说是我让你办的。”
我听到主席这话,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主席说:“现在谈到这里吧。下次我们再谈搞联合,搞生产,学生搞复课,你回去和大家研究一下,提出具体意见来。”
我从主席这里出来,就回家休息了。刚回到家里,钓鱼台来电话,要我快去钓鱼台。我到钓鱼台时,天已经快明了。江青首先问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
我说没有叫我回来嘛。
她又问:“主席同你谈了什么?”我说主席讲要搞联合,要搞生产,学生要复课。
江青说:“好了,不谈了。你把省委书记、老部长弄到哪里去了?你还没有交代!”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追问。这时我心中已经有数,就一点也不着急,便倒了一杯水喝。他们一直在催促我讲,最后康生、江青站起来喊,态度很不好。我作出生气的样子说:“你们老说我不讲,你们这么多人都在讲,哪有我讲话的机会?我现在可以讲了吗?”
江青说:“讲吧!”我说:“这些人究竟到哪里去了,我早说了,是上面让搞的,你们不听。不信你们问主席去!”他们一听说让去问毛主席,就再也不敢追问了。
后来周总理、叶帅建议,中央文革同意将这些人交卫戍区监护。我们当时不明白“监护”的含意,以后我请示周总理,总理说,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