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卫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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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我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之初，当大批干部被批斗、被抓时，周总理和老帅们千方百计给以保护。但随着形势不断恶化，渐渐地老帅们自己也保不住自己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不说一点违心话，就不能保护大量的干部和科学家、文艺工作者、专家学者。卫戍区在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下，冒着风险，尽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
许世友：“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
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还有张希勤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砸。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开枪的。对造反派的“抗击”工作准备好以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
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造反派经中央文革出面，撤出了京西宾馆。
江青、康生：“你这个司令今天不交代清楚可不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老干部，以后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我们保护各省市第一书记、中央部分老部长30多人的事。
开始的时候，周总理为了保护这30多位领导同志不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亲自把他们安置在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内。但渐渐地被造反派发觉了，他们几次冲击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总理对我说：“这些同志住这里，看来有危险，你要想个办法。是否可以接到军队驻地，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被抓走。”
经过周密考察，最后选定了南苑警卫四师炮兵团和步兵团驻地营房。我们找四师和炮兵团的领导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向他们交代：“有一部分领导同志要住在你们这里，必须绝对保密，只是你们知道，不能让第三者知道。把炮兵团的办公楼全部腾出来，床铺、被褥、吃饭等由师部解决，保证这些人吃好、住好，经费由卫戍区负责，警卫由炮兵团负责，保证绝对安全，如果出了问题找你们是问。”
那天晚上，他们派出汽车，很快把这些人拉走了。为防止被造反派盯梢，刘光甫故意让车先往西开，出城以后看看后面确实没人，才突然转向城东，所以这件事办得非常机密。
大约过了四五天，造反派冲进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住在那里的老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一个都没有了。
老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们被转移后，江青、陈伯达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在钓鱼台他们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陈伯达说：“你当卫戍区司令，怎么能不知道？那你去查一查，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过了两天在钓鱼台开会时，周总理、中央文革的人全都在座，江青、康生很严肃地问我：“那些部长、省委书记到哪里去了？你说不知道，要你去查，查的结果也不向我们汇报。你这个司令今天不交代清楚可不行。”
正在紧张的时刻，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到主席那里去一趟。我就问让不让去？江青说快去吧！
毛主席：“这不好！朱、毛不能分。没有朱，哪有毛？”
我到达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已是夜里两点多了。毛主席说：“先吃饭吧，解决‘民生’问题。吃了饭再谈。”吃完了饭，主席问我：“北京现在的情况怎样？”我说：“很乱。”
主席问：“街上大字报还多不多？”我说：“很多。”主席问：“砸烂‘猪头’(指朱总司令)的大字报还有没有？”“有。”毛主席说：“这不好！朱、毛不能分。没有朱，哪有毛？”又问：“现在还有武斗吗？”“大的没有，小的还有。”
主席说：“在工人阶级中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搞联合，要团结，要搞生产。工人不搞生产，学生不上课，不行。”说到这里，主席看了看我放在面前的一大卷纸问：“那是什么？”我说从钓鱼台出来时，有人拦住我的车子，放进车里的，是什么我还没看。主席说：“打开我们看看。”
一打开，是一张彩印的大漫画“百丑图”。主席看到上面画的是贺龙等领导抬着刘少奇，罗瑞卿口内含着刀，许多被丑化了的党政军高级领导跟随在后。主席生气地说：“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主席马上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把此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我趁此时机告诉主席说：“现在批斗老干部比以前更厉害了，还要老干部坐‘喷气式飞机’。”
主席问：“什么叫‘喷气式’？”
我就比划给主席看。主席说：“这样做不好！”我接着对主席讲：“造反派批斗老干部时搞轮流战，不让人休息。”主席说：“这样斗不行！”
我说：“还有夜战法。批斗时不让被批斗的人睡觉，整夜斗。比如胡耀邦同志，体温高到摄氏39度，还要他跪在地上，腿都跪出血了。王震‘王胡子’也带大木牌了。”
主席说：“过去你们斗大地主怎么斗啊？也不过带顶高帽子、游街。不坐‘喷气式’嘛。现在这样搞很残酷。应当保护干部。”
我说：“主席，你这样说，但有人不这样做。总理让我把省委第一书记和老部长们保护起来，陈伯达和康生问我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说革命派要批斗，现在找不到了，问我为什么要保护他们。要我交代。我也不敢讲是总理要我保护的。”
主席说：“总理这样做很好。你们保护得很好。不然，好人让他们搞坏了，坏人让他们搞死了。”我说：“这事现在还没有完。主席叫我来之前，还有人在追究我。”主席说：“谁追究？”我不敢说江青，就说：“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人。”主席说：“你不要怕！不论谁再追问，你说是我让你办的。”
我听到主席这话，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主席说：“现在谈到这里吧。下次我们再谈搞联合，搞生产，学生搞复课，你回去和大家研究一下，提出具体意见来。”
我从主席这里出来，就回家休息了。刚回到家里，钓鱼台来电话，要我快去钓鱼台。我到钓鱼台时，天已经快明了。江青首先问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
我说没有叫我回来嘛。
她又问：“主席同你谈了什么？”我说主席讲要搞联合，要搞生产，学生要复课。
江青说：“好了，不谈了。你把省委书记、老部长弄到哪里去了？你还没有交代！”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追问。这时我心中已经有数，就一点也不着急，便倒了一杯水喝。他们一直在催促我讲，最后康生、江青站起来喊，态度很不好。我作出生气的样子说：“你们老说我不讲，你们这么多人都在讲，哪有我讲话的机会？我现在可以讲了吗？”
江青说：“讲吧！”我说：“这些人究竟到哪里去了，我早说了，是上面让搞的，你们不听。不信你们问主席去！”他们一听说让去问毛主席，就再也不敢追问了。
后来周总理、叶帅建议，中央文革同意将这些人交卫戍区监护。我们当时不明白“监护”的含意，以后我请示周总理，总理说，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