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首都选在重庆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或者是成都?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史称“上海事变”。

此时，国民党根本还没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在日本不断增兵的情况下，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以避免被日本逼迫签订城下之盟。

洛阳国民政府存在了10个月的时间，但她做的第一件事在3月初，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才算安全呢？

于是国民党便开会讨论了关于国防中心的方位，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共有五处被拿出来讨论的，分别是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是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沿铁路而下，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

经过一番论证后，大家都比较赞同成都、西安。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整个华北危急，蒋介石此时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如果开辟一条西南国际交通线，就可以轻松的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渐渐的，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

在确定了四川为抗日大后方，蒋介石就把江浙沪地区的工业慢慢地往四川迁移，江浙沪的工业占据了整个中国的一半以上，如果和日本开战，直接就会被日本摧毁或者侵占；蒋介石还在四川建立了很多兵工厂和重工业。

重庆是一个山城，利于防守，不惧与日本空军的轰炸，并且成都没有通往外边的铁路，如果要运送物资无疑会很困难。并且重庆有河道之便，身为抗战大后方，无疑是防守和交通最重要，可想而知，重庆无疑是最佳选择。

所以，1937年11月16日，日军即将包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时。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表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