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 大势已去的蒋家王朝
文/[美]汉娜·帕库拉
尽管有这些赚钱和较不赚钱的商业活动，一九四八年初的中国仍有一千万人濒于饿死边缘，而国民党官员仍继续剥削老百姓。马里兰州罗耀拉学院的肖邦奇（R. Keith Schoppa）讲了一则有关萧山县的故事：县长宣布县府要发售票券向外地买米以补足本地的不足。接下来县长把谷仓里的米全搬到地方上米商的店铺。由贩卖票券得来的钱先由县官和大米商等共谋者平分。等到买了票券的民众拿它要换米时，发现谷仓根本没米，他们被迫去找米商，米商再以高价卖米。等到消息传出，县长已经逃了。后来，有些共谋者被抓，不过那已是中共占领此一地区以后的事。
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蒋介石的政府明显已摇摇欲坠。著名的中国史教授易劳逸说：“农业社会的结构开始瓦解；工业生产停滞；交通系统陷入持久失修的状况（大部分是因战争的破坏）；通货膨胀每天伤害法币的价值。”尽管如此，中国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底选出蒋介石为行宪后第一任总统。不过，国大代表也选举李宗仁为副总统，以示对委员长的失望。美国大使馆一名官员说：这是“灾难性的一击”、“严重伤害到委员长的地位”，因为他原先已答应要让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出任副总统。
二十年前，蒋介石刚崛起之初曾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交战过，打败他们。蒋介石收服李宗仁之后，派他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广西在李、白领导下发展地方工业、开办教育、治安相当良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李宗仁为北平行辕主任，当东北局势恶化时，曾试图说服李宗仁主持东北战事。但李宗仁不肯受命，留在北平直到一九四八年宣布参选副总统。李宗仁赢了孙科，不仅让蒋介石没面子——在委员长心目中，这是最严重的罪行——还使他惊醒，再也不能忽视政府改革的呼声。根据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uthority, ECA）官员拉帕姆（Roger Lapham）的说法：“有人力主委员长欢迎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把他视为亲信，和他合作团结起国民党，进而强化中央政府。蒋总统拒绝此一建议，对副总统和国民党进步派人士拒之于千里之外，继续以他的老旧办法治理国务。”
一九四八年春天东北传回来的军事消息并没比内部的政治局势好到哪里去。“粮饷不足、衣不蔽体……经常还弹药不足的”国军士兵，“很容易就被中共漂亮、热切的宣传降服”。甚且，蒋介石的部队中潜伏许多间谍，其中就有统率国军五十万雄狮的司令官。国军于三月间被迫弃守吉林，往南退到长春，可是粮食供应已被中共切断，士兵开始有人饿死。在长春之南的沈阳也岌岌可危。美军顾问团劝蒋介石放弃沈阳，但他不肯，仍然期待美国伸出援手，拒绝承认国军失利不是因为缺乏作战物资，而是他的部队叛逃投共。拉帕姆说：“蒋介石依然顽固、固执、不肯授权，仰赖无能的亲信，让能战的将领投闲置散。”
有个中国人向拉帕姆说明蒋介石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你必须了解，委员长以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自居……家里头儿子最重要……蒋介石把他的黄埔学生当做儿子看待。如果儿子不肖或低能，他必须照顾他们……这正是委员长为何还重用许多无能将领的原因。他的忠诚必须摆在黄埔‘子弟’身上，他也可以依赖他们以忠诚回报——儿子不问老子是对是错，一定效忠。”但是，我们至少发现若干子弟的效忠，是有问题的。
据易劳逸的描述，一九四八年夏天，“经济形势恶化，全国似乎陷入最后崩溃……抢粮之乱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其他商品价格也剧烈上升，店主每天数度更换牌价。”虽然宋子文等经济学家警告说，不会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主张要降低军费支出以平衡预算；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委员长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货币，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汇率为四元金圆券兑换一美元。民众被要求交出纸钞、黄金、白银和外币，换领金圆券。为了贯彻这项过渡，委员长派出经济特派员到沿海各大城市，执行所谓的“打老虎”，但只有一个特派员认真执行任务，那就是蒋的儿子经国，英文报纸封他一个绰号“上海经济作战总司令”。
总司令底下要有部队，经国调了一支“第六围剿重建大队”进城，分派小队监视从上海警察到卫戍司令等每个官员。他还张贴悬赏公告，检举不守规定之线人必予保密，并可分到没收的黄金或钞券的三成价值为奖金。这些不守规定者将受到审判、罚款，甚至入狱之处罚，而贪污官员最重可处以死刑。原本是“全国金融、商业和工业中心的上海，最有钱有势的生意人莫不从事囤积居奇”，突然间受到没有预料到、绝不宽贷的改革，完全无法阻挡。经国一到上海，杜月笙就邀他吃晚饭，但经国立予婉谢，还以囤积居奇、不法炒作股票的罪名，逮捕杜月笙的儿子。杜月笙本人离开上海，避居香港；不久之后，他的儿子交了一大笔罚金给政府，关掉公司，也前往香港避风头。
意大利大使说：“四个多星期的时间，上海在雷厉风行之下人人变得循规蹈矩。”经过头一个月的取缔查察，三千人违法被捕；销售物价指数只上升百分之六；物价稳定超乎各方预料。即使最尖酸批评的市民也折服。九月十一日，《字林西报》宣布：“过去三个星期的经验……令人希望大增。”次日，蒋经国发表反映他早年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一篇演讲。他说：“稳定物价只是技术问题；我们的目标是终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防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当然，富人巨贾包括他的继母和她的家属亲人。美龄接到上海方面电话，获悉经国从孔令侃创办的扬子建业公司没收大批货品，它们显然是要交到黑市贩卖。夫人又获悉，经国控诉扬子公司犯了经济罪，已逮捕几个职员，并计划逮捕公司总经理孔令侃。委员长要她去处理，她立刻搭乘专机赶到上海。她到达之后，找来这两个子侄，训诫他们：他们是“手足”，手足“不应相残”，令亲痛仇快。据美国大使馆的报告，夫人威胁说，如果“她的爱甥”被捕，她就要离开中国；孔令侃显然也恫吓说，如果经国不撤销对他的控诉，他会讲出让蒋家及国民党政府难堪的事情。不过，威胁归威胁，他同意交付政府巨额罚款——据报道，高达六百万元——换取自由，而取道香港、飞往纽约。
但是，乍看之下是经国的胜利却成为经济灾难。为了减少赤字，政府提高香烟、酒、锡箔和祭祀用金纸的税率，允许商人调整售价。香烟价格突然上升一倍有余，民众预期民生用品的税率和售价即将调涨，纷纷抢购，三个星期之内全市商店货品一扫而空。穷人最惨：买不到食物、药品，婴儿没奶粉，死人缺棺材。十月底，政府高层在南京集会，反对紧急措施——蒋介石没参加，他在别的地方视察部队。他们怪罪到经国头上，取消物价管制。民众不再交出金银及外币，金圆券变成一文不值。此时，富人已逃往香港或台湾，经国也辞职，发表如下自责声明，令人想到他父亲也常有类似的声明。他说：“经过过去七十天的工作之后，我觉得我没能尽到应该完成的责任。我不仅没有完成我的计划和任务，在某些方面还加深人民的痛苦……今天除了呈请……惩处，以厘清我的责任之外，我希望借此机会向上海市民深深道歉。”
在这场金融大崩溃之前一个多月，蒋介石终于承认国军守不住沈阳，下令东北司令官卫立煌把部队撤出沈阳。卫立煌拖延了十天——造成部队被 中 共击溃。卫立煌在最后关头搭飞机脱险，受到军法审判，后来则投效中共。其他将领也开始转投中共。长春弃守，沈阳于十一月初被接管。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共有秩序、有效率地接管沈阳……令此地外交官员刮目相看……也替共产党赢得百姓全心全力的支持。”
一个星期之后，委员长在东北折损七个军、四十万兵力之后，向杜鲁门总统“直接紧急呼吁”。蒋介石表示解放军已兵临上海、南京城下，请求“快速增加军援”，并“发表坚定声明表示美国政策支持我政府奋战的目标”。蒋介石认为，这样的声明“可以提振我军民同胞人心士气，并强化政府地位”。但是，美国联合参谋首长替国防部长代拟的备忘录指称：“现在已明显很有疑问，任何军事器械运交给国民政府是否能够再争取多一点时间。事实上，它或许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这些武器或许会落到得胜的共军部队手中。”
此时，国军部队士气空前低迷，士兵对逼压他们的政府已谈不上忠诚。 共 产 党亦努力招降纳叛，把他们并入解放军，且经常派回本籍，才能更有效率地与政府部队作战。曾经向马歇尔说明中共目标的知名报人胡霖认为，东北之所以失守是因为蒋介石不肯释放张学良，他专断地把东三省重划为九个省，提拔南方人到北方当省主席，解散汪精卫傀儡政府三十万伪军。总而言之，蒋介石使东北人觉得只是从被日本人占领，变成被国民党贪腐官员占领而已。即使不遗余力地支持蒋的《时代周刊》也搞不清委员长的下一步是什么，它指出“共产党像蝗虫淹没了中国”，在大城市里，“委员长的声望跌得比长江水位还更低”。据《上海邮报》（Shanghai Post）记者高德的说法，蒋介石“即使回到自己老家村子，也选不上捉狗官的职务”。
这时候美龄决定再到美国争取更多援助。虽然蒋介石十分怀疑她此行会有任何效果，她在一九四八年感恩节当天请司徒雷登大使“立刻”来见她，说明她刚和马歇尔通过长途电话讨论她的访美计划。司徒雷登说：“我很痛苦，差点要劝她别去，因为此行几乎注定不会有结果；但我忍住了，帮她做些安排。”美国友人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是个报人，读到她预备访美的消息，向中国新闻社警告说，由于夫人此行的成败大部分得视负责其公关工作者的能力而定，他希望“这个任务……不要交到那位年轻人（孔令侃）不擅长的双手上，他在她上次访问美国时，把事情搞砸了”。顾维钧认为美龄“以他来看，出于小女孩的奇思怪想”，要来美国，使他这位驻美大使“处于很为难的地位”。美龄一行人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中国起程。两天之后，美国展开撤出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动作。
《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著，林添贵译。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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