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伯夷简介
伯夷简介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 历史简介
基本资料
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当时它的管辖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大体包括现在秦皇岛市的全部，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在的卢龙县城附近。这个古老的方国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借代作国名，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后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原来那时的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孤竹国君姓墨胎氏，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赞赏，评论这种事情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 周武王与伯夷
为了躲避残暴的商纣王、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听到西方伯主周文王兴起，国内稳定，生产发展很快。他们高兴地说：“应该从东夷回去了，我们听说西伯的国内很安定，很适合老年人居住。”于是他们相约到周国去。但是走在中途，就遇见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原来这时周文王已经死去，周武王用车拉着周文王的木主奔袭商纣。他们二人大失所望就叩马而谏说：“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作孝吗？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军师姜尚劝解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就把他俩扶走了。后来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 伯夷牧野，血流飘杵，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齐认为这种做法太可耻了，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相携着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时，他们还唱着歌说：“上那个西山哪，采这里的薇菜。用那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这样作算是对呀？先帝神农啊，虞夏啊！这样的盛世，恐怕不会有了。我们上那里去呢，真可叹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之上。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原来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你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你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在后世对你的评价中来体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所以孔子强调说：“伯夷叔齐……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贤而能若是乎！” 史记记载
伯夷 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 伯夷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相关作品
《伯夷列传》
《史记》中《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 上古伯夷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韩愈：《伯夷颂》
《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伯夷、叔齐之死》译文
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想立叔齐，还没有实现，父亲就死了。叔齐便让伯夷做国君，伯夷说：“(父亲要你做国君)，这是他老人家生前的旨意啊!”坚决不肯做国君，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做国君，也随同哥哥逃去。国人只好立中间的一个儿子做了国君。 弟兄俩跑出国外，听说周文王很优待老年人，何不去投奔他呢。然而，到了周国，文王便死去了，武王便统领大军，用车子载着文王的牌位，朝东进军，去讨伐殷纣。 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很不赞成，便去隐居在首阳山，专靠采薇来维持生活。有个士大夫王摩子进山游玩，(看见伯夷叔齐正在那里采薇)，就责难他们道：“你们既然不吃周粟，但为什么却又隐居在周山，食周薇呢?”二人听了，便不再吃薇。经过七天，上天派遣一只白鹿给他们喂奶，二人心里想道：“这鹿若是杀来吃了，滋味必然很美。”神鹿知道二人的心意，从此以后不再来，两个老头子便活活饿死了。 伯夷叔齐意义
伯夷叔齐的故事无需考证其真伪，这个故事反映的精神能在中华大地流传数千年，足证明中华文明之久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闪亮的一点。然其藐视权势的精神并不被强权者们所悦，或用强力相胁，或用“食色”诱之，伯夷叔齐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然其结果是真人性被扭曲，人们除去“食色”之外不知道还需要有“灵魂”。这正是造成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根源。颂扬伯夷精神实为今天社会文明发展之需要，弘扬中华古文明之需要。 伯夷阻止周武王伐纣，并非赞同纣王的暴政，而是深知“以暴易暴”的危害。“暴力”或许在一些场所不得已而为之，或许多数人“同意”使用，而断无“赞扬”之理由，也不可扩大其作用，更不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中国数千年王朝专制的循环，“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正说明这一点。 围绕真人性的工作多是文化方面的，而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在古代称为“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维护“人性”的纯洁，遏制“生物性”欲望的野蛮发展，是 “士”的职责。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思考，随波逐流，结好于“乡愿”，拜倒在“食色”之下，是忘记了人间之道义，忘记了 上古伯夷战士守土之责。众人困于“食色”之匮乏，对控制了“食色”的强势自然是随之者众，此时能不受“食色”之困扰，敢于说“不”，特立独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伯夷叔齐“饿死而不顾”，为“士”树立了榜样，“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对一个个体而言，首先要生存繁衍，这是天经地义的。故有“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之语。但对“食色”的追求要有底线，不能丧失对伯夷叔齐的敬畏，否则不能称之为“人”，尤其不能称之为“士”。 伯夷叔齐事迹，原不足信。 《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想、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后来写了一篇《伯夷颂》，对伯夷大加称颂：“武王周公，圣也，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周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彼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藩镇割据愈烈，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但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情，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韩愈有胆有识，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了作家可贵的直面人生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