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选择：人权、信念、言论…人工智能道德的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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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人工智能的业务上，谁应成为科技公司里道德委员会的一员呢？

科技公司逐渐认识到AI改变了权力动力学。科技公司作为AI和机器学习系统的供应者，应主动考量他们的发明将带来的伦理影响。

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何在未做出任何与以往科技相媲美的东西时，就公布如《人工智能的原则》一类的前景文件。但是他们应选择何种道德规范呢？伦理常识、原则以及判断因时间、地点、文化而不同，而这些甚至可能在当地社区都无法调和。由于存在太多的分歧，人们在真正要警惕的AI应用上没有划明警戒线。

由于企业不同于个体或政府，他们要对股东负责，因此，越来越多的并发症出现了。履行他们的信托义务可能意味着优先考虑增长，强调利润，并与国际客户合作，他们的政治忠诚在民主—威权统一的连续统一体中不同。

可以理解的是，这就导致人们对企业道德的诚意产生怀疑。每当科技公司谈及道德伦理，评论家们就开始担忧，他们认为这是公司为避免强硬的政府管制并赢得商誉的手段。该手段只有空洞的口号，却几乎与遵守法纪不沾边。因此当科技公司建立外部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时，该委员会可能被视为自私的、“道德洗白的”面子工程。

愤世嫉俗总是合乎情理的。毕竟这些公司一面兜售透明化，一面推崇“阻止透明化的贸易语言”。它们被指责向那些总不公开企业资金的伦理研究员提供支持。一个重大的案例显示，这些公司对伦理委员会的成员秘而不宣。如果科技公司想创造有意义的伦理实践，他们得请正确的人到伦理委员会并给他们赋权，这样才能提出公开建议，使企业对透明规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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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人工智能伦理

通过决策设计、战略实施以及意外后果，AI有可能影响整个人类生活。在军事、执法、银行业务、刑事司法、就业，甚至产品的交付情境中，算法系统能通过自动化歧视、恐吓公共演说及会议、限制获取信息的渠道方面威胁人权。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AI治理的主要框架将人权作为基础来制定措施，其中包括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可信赖的《AI伦理指导》、《AI经济合作及发展原则组织》、《社会责任下的AI企业：一份以权力为基础的企业蓝图》、《数据及社会中的统治者AI：捍卫人权和尊严》，以及《AI时代中的人权准入》。

人权是不完美的理想，它屈从于互相冲突的解释，也植根于有“过于宏大理想”的议程中。人权理论上应普及全球，但其实并非在各地受重视。然而，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声明，它建立了全面的社会、法律平等，以及根本的个人自由。电子电气的工程师机构正确地指出，即使在多元的伦理传统中，人权也是可行的基准。

“无论伦理实践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或康德学派），东方的（神道教或孔子学派），非洲的（班图精神），或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只要创造出自动化且智能的系统，使其能确切地尊重人权和使用者的效益价值，人类福祉的提升就会成为重中之重，并作为算法时代人类进步的度量。”

科技公司应欢迎这一标准，明确地致力于实现更包容、具有保护性的人权解释，并将其作为企业战略在AI系统方面的基础。这些公司应邀请那些认可普遍人权的人加入AI伦理委员会。

从伦理角度衡量AI的影响时多样化很重要，这点尤其体现在最边缘化人群中。但委员会不应该包括那些参与边缘化的代表。一旦选好了委员会的成员，科技公司必须要求这些专家在任期内严守人权承诺。如果正当程序显示一位委员说了或做了与人权相悖的言论或事情，无论其职位高低或成就如何，他/她应被除去职务。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惩罚很重但合理，且抑制了“数字伦理消费”，即企业玩忽职守，通过吸引可塑的伦理基准为现状正名。

谁的人权？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4条款称任何人都不得处为奴隶。诚然，现在这一条款在伦理上毫无争议。然而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在2017年，有2500万人是强制劳动和奴隶制的受害者，其中包括非法性买卖、童子军以及家政、建筑、农业劳动力。所以如果这样理所应当的人权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那些更复杂的议题，如第16条款中结婚的权利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LGBTQ（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疑性别者、双性别者）是世界上最易受攻击的群体之一，他们在所有方面都遭到管制，包括有限的就业机会（第23条款）及社会机会（第22条款）、性取向转化疗法，甚至遭受折磨（第5条款）。那些将同性关系及性别错位定为犯罪的国家会发现，这群人中患精神疾病率更高。另外同性婚姻也一直是各地颇有争议的话题，它常与以宗教为基础、限制性人权概念联系在一起。

当谷歌任命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凯·科尔·詹姆斯为科技资讯委员会委员时，一些批评家，包括有些是来自谷歌的批评家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谷歌在迎合共和党人。谷歌的AI原则是这场辩论的焦点，因为它保护企业的承诺，即避免创造或使用“目的与广泛接受的国家法律及人权原则相悖的科技”。詹姆斯认为跨性别个体不符合她对人类性别的想法，反对LGBTQ，且带领传统基金会长期支持“传统”婚姻，她如何能让谷歌对其既定的理想负责呢？

同样地，谷歌邀请科尔到委员会这一举动正是默认了其在LGBTQ上的观点，这无意间伤害了边缘化群体。就算詹姆斯将她矛盾的观点放置一边，在委员会开会时仍坚守与自己理念有部分冲突的公司理念，边缘化群体受到的伤害也无法被抹去。

咨询委员会的争端表明，谷歌的AI原则太含糊，不能作为一份清晰的政策声明。除此以外，这份原则包含许多警告，使得公司在与政府或企业合作时漏洞百出，因而无法全面致力于人权事业。如果一家公司不承认、不接受基于人权的AI原则带来的经济影响，那么它声称的价值观是毫无意义的。评论家将公正地审判这家公司，它将道德观的呼吁作为公关形象来做生意已是常态。

但是谷歌仍值得赞赏。亚马逊的股东最近举行了强制投票，内容是关于公司不顾潜在的人权侵犯，将人脸识别技术卖给政府机构。尽管终止销售的议案失败了，但呼吁人权原则的股东应受到赞扬。假设亚马逊已拥有完备的AI伦理委员会，且领导者能认真倾听委员会的意见，那么公司的战略可能就会和谷歌的一样：谷歌称将人脸识别系统卖给政府还为时过早。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尼科尔·奥泽赞赏了谷歌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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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言论及人权

评论家将抗议，如果科技公司坚持对人权有更包容的解读，那么委员会代表多元观点的能力会被削弱。从伦理上衡量AI的影响力时，尤其在最边缘化及受伤害的人群中，多样化是关键。然而委员会不应包括那些支持边缘化的人。

有些人不同意人类的内在价值和平等，简单地挑出这些局外人不是极端的排外。

致力于人权事业的人们已经代表了全面的观点和经验。他们在如何确定优先事项、运用原则上有分歧。多样化和人权是互补的，因为人权群体并非是统一、想法一致的。那些受影响的也并不仅是人们的成见，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或生活本身。有些人不同意人类的内在价值和平等，简单地选出这些局外人并非极端的排外。而要理解，侦查仇恨言论的需求等同于反对自由言论这一根本权利，这才是极端的排外。

中和另一种反对意见，坚持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不断支持这些权利，完全不会影响自由言论。企业言论毕竟不是政府言论，在政府管控之外有许多时候人们不能自由地发表意见，或至少是有惩罚性后果的。

企业的社会媒体政策通过禁止负面的品牌或员工满意度表现，来控制员工的言论。运作正常的媒体将以倡导为基础的争论（如这个产业导向性陈述）限制意见部分，并有相应准则以避免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虚假平衡，如气候变化或疫苗安全等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大学与政府一样，有着相同的准则来保护言论。然而哪怕在大学，也不是所有言论都受到保护的。

事实上，选择那些强烈推崇人权的个体有可能加强自由言论。原因是许多人权原则明确地包含了对自由表达的保护。相反，不推崇人权的人会招致攻击。

当评论家抱怨人权是压制保守观念的借口时，他们是虚伪的。涉及AI领域的科技公司只有拒绝偏狭、拒绝对公司奉承迎合，才能成为有担当的全球角色。具体来说如拒绝把“思想上的多元化”这一愿景变为武器，这实际上允许伦理委员会减少或重新定义人人应受保护的根本人权。

对人权的根本承诺应带来更好的伦理决策，以完善以AI为基础的系统。首先，这份承诺警告了公司，如果公司无法强有力地证明它们的努力能与人权保护共存，它们就不应参与以下业务，如致命的自动化武器、政府评分系统以及政府的人脸识别系统。这份承诺尚未开始解决AI在不显眼的灰色地带中创造的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后果。在更多人被影响之前，人们都应得到科技的保证，即它们会以保护根本权利和自由为目的来开展AI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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