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海更深｜在马航MH370消失的三年里

比海更深｜马航MH370消失的三年里

来源：每日人物

文 / 谢梦遥 

采访 / 谢梦遥 单琦 车灏楠 

编辑 / 王晶晶 赵涵漠 

3年了，所有已知信息，仍拼凑不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一次次成为舆论的悲伤样本，并不是家属的本意。持续不懈的追寻，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消耗。 

残骸搜索 

那一刻具有某种魔幻色彩。骑着摩托车沿着沙滩缓缓开过，他看到了那个蜂窝状物体，在非洲烈日暴晒之下，反射出光芒。他跳下车，捡起它，确认是一块飞机残骸。姜辉与2014年3月8日消失的MH370，有了最近的接触。 

兴奋与惊讶涌上心头。寻找残骸，是姜辉跨越半个地球，来马达加斯加的目的。在2016年12月，为期8天的搜索里——之后他还去了毛里求斯——那是他找到的唯一一片残骸。 

但很快，那感觉里混入悲伤与无助，“要靠家属自己的力量去推进MH370的真相浮出水面，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与官方在深海中利用高科技仪器的搜索不同，这种民间的海滩搜索，依靠的仅仅是肉眼和脚力。能在短短几天内就找到残骸，属于小概率事件，难免有些神秘的运气成分。迄今为止，全世界仅发现不到30片疑似MH370的残骸。美国探险者Blaine Gibson凭着对未知事件的好奇，通过自费搜索，找到了其中的15块，但那是用了几年时间，通过团队才完成的，Gibson亲自捡到的只有两块。 

与姜辉同行的，是一支家属们组成的“国际纵队”，除了3个中国人，还有强壮高大的法国人Ghyslain Watrelos，印度裔马来家属Nathan父女，以及两位马籍华人。就连Gibson也一度加入，这位探险者给家属提供了许多实用指导。这支队伍不是如无头苍蝇般随机选择地点，而是根据澳大利亚海洋学家Charitha Pattiaratchi就洋流流向判断后提出的建议，兵分两路搜索。 

那段经历像电影一样。在马达加斯加，鳄鱼与毒蛇曾与姜辉近在咫尺。他们坐着皮卡开在土路上，“咣当、咣当、咣当”，屁股几近散架。海滩优美如画，沙粒细如面粉，走上去“嗞儿、嗞儿”地响，连走几十公里不见旁人。在那座搭乘直升飞机方可抵达的圣玛丽岛，酒店没有网络，到了晚8点就断电。有一次跨岛搜索，浪太大，船搁浅在岸边，他们唯有把东西打包丢上船，然后跳下海里去推，好几个人根本不会游泳。当船浮起来，“大家唧里咣啷就往船上蹦”，浪不断打来，有人掉下船，还有人受伤流血。 

他们去到几个部落，把消息带给渔民，日后一旦发现残骸就有5美元奖励——对当地人来说已经是有诱惑力的酬劳了，后来真有一片残骸是这么找到的。沟通颇为麻烦，马来华裔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法国人Watrelos把英文翻译成法文，当地雇佣的司机再把法文翻译成渔民能听懂的土语。 

运气在某些时刻眷顾他们。旅途中，他们遇到一位华裔，听说他们的经历后，那人说不用再逐个部落去找了。他经营着全岛最大的一个超市，所有部落的酋长都会来采购，他可以把印有残骸辨识方法、上交地点等信息的宣传册复印后，交给他们。    

姜辉把那片残骸带回中国，交给了民航局。相比海中搜索，岸边残骸的价值有限，它更具象征意义。世界的关注在流失，姜辉说：“希望我们这种决心，能让各国政府看到，希望能感动他们，打动他们，让他们知道家属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也不要放弃。” 

一个痴迷者 

44岁的姜辉完全不在意个人整洁，头发永远是凌乱的。他的房间杂乱无章，堆满马航相关各种资料。这几年的焦虑与失眠，为他新增不少白发，脸上也长出斑点，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

他已经失业快两年了。大学毕业就进入那家公司，工作20年，销售业绩多次排名第一，MH370出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麻烦。解约时他对老板说，“这回你也放心了，以后不会有这部门那部门给你打电话了。”他后来再也没有找工作。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围绕一个目标展开。母亲姜翠云在那架飞机上。

过程里难免有自我折磨的意味。2015年9月，他经历了为期8天的绝食。他买了5个有红外功能的摄像头，装在家里不同位置，上厕所也拿着一个，只对着脸部拍摄。每天倒是过得很充实，白天研读马航资料，晚上9点就收集视频，压缩、备份、上传，弄到一两点才完事。夜里睡不着，在客厅沙发上他坐在黑暗中干瞪眼。8天里除了喝水只吃点维生素片，没洗澡。

遵守警方要求（绝食前他被派出所传唤做了承诺笔录），他将行动影响力降至最低，整个过程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做了个不公开的端口，开放给了几家外媒观看，但人家很快就丧失了兴趣。他没告诉其他家属，但这事还是被人知道了，第三四天，有人跑到他家里劝解，直至此时，姜辉的妻子才反应过来，原来过去几天都睡沙发、号称要减肥的丈夫在绝食。但没有人能阻止他。

绝食是因为总得找些事情做，后来他总结，2015年是他最为无助的一段时光。空港中心的中国政府联合工作平台在当年4月关闭，家属诉求将走信访渠道。“当时我很不愿意戴上这个帽子，活了40多年，突然变成上访户了？”姜辉说。那个词从不属于他的人生，他家境优渥，父亲是名高级公务员。马来西亚政府人员也从空港中心撤离了，家属难见一面。只剩下马航每月见面会，但马航不负责搜寻，一问三不知，提问只能转达，见面会变成了家属情绪的发泄口，哭闹一番各自回家。

那次绝食之后几个月，在姜辉家客厅，他与记者聊起僵滞的局势，妻子与5岁女儿也在房间。以前采访时他避开家人，但现在他似乎表现得无所谓了。对于他的痴迷，妻子偶尔发牢骚，但姜辉称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家庭生活。

他有很多想法。他曾向家属介绍过一个宏大计划——信标漂流测试：租一艘船，沿着总长1000多公里的“第7弧线”——那是多国专家通过MH370与卫星进行自动通讯的数据，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隔十几公里抛下一个装有GPS的信标，看看最终会漂到哪里，以佐证飞机落点以及残骸流向。

姜辉疯了吗？不，他是通讯专业毕业，他称这是他的本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列着计划书。当然还有很多细节要考虑，比如：电池续航能力要好，最好是用太阳能，因为“做到三五年都要有可能”；GPS使用北斗系统，相对便宜；时间选择3月份前后，尽量能还原现场情况。

他的另一个想法听来也颇具雄心，征集10万人签名请愿白宫，要求美政府公布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通过网友介绍，他找到一个美籍华人，负责推进这件事。

当初家属自发成立的“家委会”已经不存在了，但家属们并没有变成散沙，通过微信群组，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投资人宋春杰曾是“家委会”核心组织者，但他住在香港，工作繁忙，姜辉则因为对此事的投入，成为群体中的隐形领袖。很多的家属联合声明，由他起草。宋春杰当面说过姜辉：“你连工作都没有，你怎么生活啊，没有生活，你找个屁飞机啊。老婆、孩子怎么办？最后你是害别人！”但内心里，宋春杰佩服姜辉，“他比较执着，属于一根筋的人。”

姜辉小心翼翼地维系群体的团结，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求同存异”。在他管理的微信群里，他总是调和不同观点，从不与人争辩。他乐于对媒体讲述那些家属们的美好，比如云南鲁甸地震后，家属们有“设身处地的感受”，纷纷捐款（为了不制造道德压力，他设定每人上限100元），最后凑足12000元，以群体之名捐献。

家属们隔三差五见面。他们去雍和宫祈福。他们与警察发生冲撞。在那些不祥的消息宣布时，他们一起抱头痛哭、互相鼓励。他们经历了所有的愤怒、惊慌、无助，而彼此的存在，是这片悲伤的海洋中仅有的安慰了。

他们分享着新闻与流言，老人们也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在这个全球资讯流通时代，很难有什么消息被他们真正错过——护送高尖仪器的8个技术专家、植入了炸药的4吨山竹、CIA特工与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参与、可疑的迭戈加西亚岛的美军基地——阴谋论从MH370消失后的第一时间就开始流传，并不断衍生各种各样的版本。当有人在网上看到一本名叫《MH370应该在这》的地下出版物的封面，立刻发动大家行动起来，天津家属很快就找到了作者——一个河北籍退休老先生，从他那里直接购买了三四十本。结果令人失望，那是本拼凑出来的书，根本没有指明MH370到底在哪儿。许多消息已经被证伪。这不妨碍很多家属相信，飞机被劫持了。

基于这个前提，家属之间当然有分歧。2015年底马航提出了252万元和解赔偿款，是否领取成为矛盾焦点。和解只是放弃后续经济赔偿责任，并非放弃追寻真相，但家属群内的“政治正确”的看法，选择和解等于承认乘客死亡，是对群体的背叛。

姜辉能理解那些选择和解的人。那是政府的推动方向，有的家庭里有人当公务员，唯有配合。有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生活不易，需要那笔钱。和解是个人隐私，家属间互不知晓，只能捕风捉影地猜测。姜辉提出要求，微信群内不允许讨论任何属于个人家庭的决定。

但短暂的平和很快被打破了。马航事件2周年前后，一份39人的和解名单抛到了群里。就连司法部指派与马航谈判的中国律师团，都大为吃惊。名单就像一枚炸弹，引发了家属之间的攻诘，极端伤人的话也出现了——“年轻媳妇，认人死亡以后，好再找个主，解决性生活”，“认钱不认人，飞机上是你义父。”

姜辉极为痛心，他在群里留言：“我们都是同命相连的人……我们人生不应遭受这种痛苦和折磨，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我们建立微信群是互相沟通和取暖的地方，应该是个精神的家园和共同携手和肇事者战斗的地方，而不应该是家属之间的屠宰场。”

名单的发布者是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后来，姜辉把他从群里踢了出去。

姜辉的敌人

关于文万成这个人，家属们对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描述。一个20多岁的田姓小伙子说他是“果敢、有智慧的老人”，但也有人说他是“人渣”、“世界观、道德有问题的人”。姜辉从未攻击过文万成。

两人的矛盾是公开的。早在2014年中期，文万成就找到律师张起淮，并号召大家一起维权。张起淮是航空法专家，代理过多起空难索赔，他表示愿意免费代理MH370家属。但姜辉不信任他，认为他有炒作目的。后来他承认，对找律师存在心理障碍，更愿意把控制权拿在自己手里。不止是姜辉，很多家属朴素的价值观里，张起淮有一个“污点”，他代理过李天一案，“那官司没打赢，可是他吹得挺响”。

张起淮曾提过一些设想，比如请相关专家来给家属们讲解、提供办公室作为家属活动场地，但他后来又说，“这页要翻篇了”（指该把工作重点放到其他地方）。这话传到姜辉那里，更添反感。其实，张起淮和家属在基本观点上并不相左，比如，他提过5万美元的先期赔款坚决不能拿。

一度，文万成是张起淮的唯一支持者。经他不断推销，陆续有十几个家属选择委托张起淮。但群体效应并未形成。文万成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姜辉的反对。敌意的种子在那时种下。

两人的关系不断恶化。姜辉在群里说话，文万成就发一堆重复的话刷屏。他宣传绝食是姜辉虚假的作秀。他还将一张姜辉笑着的照片四处传播——那是某次家属聚会的抓拍，作为“没心没肺”的佐证。私下里文万成会给其他人打电话，“统一战线去反驳”姜辉。在《人物》记者去山东采访文万成之前，天津家属徐京红特地打电话恳请文万成不要公开内部矛盾，但他还是说了很多。

“老文身上的优点，那种执着，对张起淮的那种忠诚，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但是老文也有他致命的缺点。”北京老太太戴淑琴夹在文万成与姜辉中间，没少做思想工作，“他们俩要能合起来，这是什么劲头啊。可是这俩也没走到一起。”

文万成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走到哪都带着针孔摄像机，注意随时保存凭据。被姜辉从家属群里删除后，文万成将被删消息截图，群发给记者。他并没因此变得孤立。他早就建立自己的群，其中一个叫“实实在在找人群”，名字本身已经表达了他的态度。

因为他浓重的山东口音，他的话有时难以听懂，但不影响一些家属把他当成值得跟随的人。他擅于指挥与动员，也不忌讳因为做了出头鸟而被盯上。2015年春节家属集体去马来西亚提交诉求，就是他带队、规划行程（姜辉迟后几天加入，那是两人有限的合作）。

他自有一套调查手段，当媒体报道有家属去法院申请乘客死亡后，他很快根据原本含糊的信息，确认了是谁。至于那份引起轩然大波的和解名单，文万成说，他是从能接触到名单的人那里诓出来的，“有的官员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呢？炫耀政绩。你看看，我完成任务了，我怎么怎么着。好，我看看你怎么完成的……”通过观察群里流露的蛛丝马迹，他再予以核实。

“我就是个老间谍，什么事都瞒不了姓文的。”他笑眯眯地对《人物》记者说。

他从未觉得公开那个和解名单有什么不妥。“对这些领钱的，照死里骂他们。同乘一条船，你在船上凿了一个洞，看似是你个人的事，实际上是吗？你已经危及到大家伙。他给你钱了，他不就放心了吗？也不用再给你追真相了。”

不要将文万成理解为一个丧失理智的人。生活中他邻里关系和睦，是小区业委会主任，去年还代理居民打赢了与维修商的官司。采访间隙，他接了个电话，协调住宅漏水问题。

他有着脾气火爆的一面，有一次言语不和，他对比他瘦小得多的家属栗二友动了手。栗二友脖子被勒青，文万成还抢先打了报警电话。但与家属面对政府的时候，他心平气和，尽力疏导冲突。最近，外交部的一位司长会见家属，当他说到对家属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令司长撤回这句话。在文万成拍摄的视频里，他维持秩序，劝大家不要计较说辞，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

与姜辉的恩怨，其实与个人无关，一切是为了儿子文永胜。

儿子是他的骄傲，当过掏粪工的父亲培养出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儿子事业很成功，即便结婚生子，也和父母住在一起。儿子是他快乐过往的最重要部分。从小到大，儿子管他叫“老文”。1978年，“老文”有了永胜，为了让儿子未来保有年龄优势，他将出生时间改小了两岁。2014年那个下午，他开车送儿子出差。儿子代表公司去吉隆坡签合同，穿着单薄的西装，那天天冷，母亲李继平给他加了一件坎肩。

“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文万成曾对戴淑琴说。

活着的希望

随着马航3周年的临近，中国家属们没有沉寂，反而愈发活跃起来，很多老人不再满足每月一次的见面会，而是每天都坐一两小时车，去到顺义的马航办公处交涉。如文万成一样，他们用“找人”或“要人”来描述这种行为。

马航事件在2014年3月8日发生，却从未真正结束。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极速前进，关于MH370不断涌出的疑点与彼此矛盾的信息，令家属们不断回到一切发生的原点。所有找到的残骸，最多也是“高度疑似”。100%的确认是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事。而飞机至今无影无踪。

MH17上的人都死了。但MH370不同，希望是在的。家属们只不过秉持着那条古老的中国伦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节哀顺变”的告慰是一种严重冒犯。他们拒绝“遗孀”、 “难属”等称呼。而群体的存在，支撑彼此，保护彼此，也令希望之光变得强大。如果你愿意相信，如果你想在寻亲或者寻真相的道路上走下去，你就不是孤独的。

2014年3月24日，当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央视在播放这条新闻时配上一行字，“机上无一人生还”。许多家属急了，要求马方确认纳吉布到底有没有说出“无一人生还”。收到口头答复后，家属不答应，要求提供凭证。经几次的强烈要求，书面文件终于来了，那不是纳吉布的原话。

妹妹一家5口在飞机上的戴淑琴后来回忆，那一刻她感到了些许宽慰。“你分析纳吉布这句话，终结在南印度洋，那就有两种可能。终结在南印度洋小岛上，也叫终结，掉在南印度洋也叫终结。所以说纳吉布这人非常聪明，即便真相出来之后，人家滴水不漏。”

除了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猜测，家属自己也挖掘出了一些证据，似乎能支撑以上论述。比如事发后的不同阶段，均有人拨通了乘客电话，但从未应答。还有人看见了乘客的QQ上线。

另一方面，某些外界反馈给家属的信息，也给他们的乐观信念注入能量。

一对山西太原夫妇求卦周易，拜见藏传佛教上师，还奔赴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只为问询孩子平安。一位30多年党龄的退休机关干部，破例违背信仰去找了农村老家的神婆。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所有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是的，他们还活着。

栗二友的儿子搭乘了MH370，他是中兴公司的技术员。一辈子都是农民工的父亲跑去儿子在吉隆坡的工作单位，询问人“到底是死是活”。接待的人对他说，“你儿子没死。就在这个屋里，他跟你一墙之隔，但是你永远见不着了。”他和其他家属聊及此事，坚信这是人被绑架的暗示。

总有奇怪的人接近他们。有人给姜辉打电话，“说你拿出勺子在桌上转转，你拿个碗转一转，你就知道人在哪儿了。”有人给他写信，“说你来一趟，我有人在的证据。”某无法具名的气功组织成员也曾想混入家属的会场，家属们报了警。但2015年春节前，给张永利大爷送去米面以及200块钱的那个神秘人，他留下的几句话被严肃看待了。“人肯定回来，不会让你们早知道，顶多让你们提前一个小时，上什么什么宾馆去见就完了。”姜辉感觉这人不过是个慈善或者宗教团体的成员，但话在家属之间传着传着，到了老太太戴淑琴那里，那人就成了“外交部谈判专家”。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道哲学意味的命题，选择相信什么，或者以何种方式相信，会带来不同的生命体验。

事发后第一年，戴淑琴铺块布就睡在家里的地板上。那时候她相信的版本，还是飞机掉到了一个小岛上，“他们什么处境啊，准保就睡在那石头上。”釉砖冰凉，她只想和妹妹感同身受，其实她也不懂南印度洋到底什么天气。

女儿心疼她，说姨妈已经死了。“我还没法跟她解释这人活着呢。你要一跟她说，她告诉我有病。”但活着只是一个粗疏的概念，关于细节的疑问不断涌入她的脑子，“我妹妹今天61岁，心脏不太好，有人给她治病吗？那小孩5岁多了，也该上学了。年轻人正是年轻力壮，正是有作为的时候，他们干吗呢？”这是一场可以无休无止进行下去的自我拷问。

她一度没有其他家属那么自信，她也想过，即便3月8日那天乘客还活着，有没有可能后来遇害？“那个时候我不坚定这人活着呢，还是死了，是特别慌的。”她回忆说。她变得厌食，体重迅速下降，从140斤降到100斤出头。医院开具了抑郁症的诊断。她三天两头往马航办事处、马来西亚使馆以及各大部委跑，有一晚赶末班公交车摔成了胳膊粉碎性骨折。

想法在2016年10月份以后发生了变化。那感觉就像一觉醒来，她突然对生活有了崭新的认识，“如果过分地去较真儿，伤的就是我们自己。”戴淑琴说，“我很清楚，认为活着的，是我主观上的认为，不是客观上的。但是你只要客观上没有证据证明这人死了，我就认为这人活着呢。”

那是她的转捩点。虽然仍然时有情绪波动，一旦认识不再动摇，她比以前好受多了，“吃饭好了、睡觉好了，体重又长了十几斤。”

一切变得单纯了。“我们就要人，我们不要什么说法、真相。”她告诉自己，要好好活着，“我一定要等一个结果出来。我上农贸市场捡菜叶我都能活着，我都能挺着。”

两种态度

某些时刻，希望的火苗看起来就要熄灭了。2015年7月底，首块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的时候，家属们心都碎了。文万成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第一时间放心睡觉”。他肯定地表示，残骸是为了掩盖事实或者误导调查而制造出来的假象，“后面的文章可就大了”。

网上的那些阴谋论，姜辉都读过，他也深深怀疑，残骸是整场谎言的一部分，发现它的那个海滩清洁工Johnny Berge，可能是指派的底层执行者。

“你不是坐在家里怀疑，我认为他那个翅膀就是假的。”他的方式是亲自验证。找到Berge本人未必容易，此前有个中国媒体差点就找到他了，但他前晚答应了，又临时放了鸽子。但2015年10月，姜辉与另两名家属是带着“一定要找到”的信念去的留尼旺。

抵达当地几小时后，他们就见到了Berge。这是个阴差阳错的结果。他们原本打算低调潜入，展开秘密调查，但在毛里求斯转机时，因为没有留尼旺签证（他们以为免签）滞留两天，机票也作废了。后来托人托关系，凭着某种特殊的入关凭证，才得以入境。这样一来，当地市政府早已惊动，等姜辉等人一落机，就派员协助了。那位黑人市长颇为家属的行为感动，腾出自己的办公室，为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自不用说，Berge也是应政府召唤前来见面。

在留尼旺，当地华人商会主席告诉姜辉，如果需要在海滩举行点火哀悼仪式，他已经给政府打过招呼。但姜辉婉拒了。政府还提议在残骸发现地建立纪念碑，他也表达了反对。尽管2015年1月马方就推定马航失事以及机上人员死亡，但姜辉认为，“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推定是可以更改的。”

那5天里，姜辉等人去海边勘探，与当事人交谈，将最为流传的几个重大疑点逐一排除。甚至找机会去Berge家吃饭，他也抱有一个目的，“传闻说他们家有很多海边捡来的东西”，但他并未发现疑似属于乘客的物件。他最终相信Berge不涉此事，“这个人就是咱们所说的劳苦大众，家里都是佛龛，没有太多的玄机。”

纵使解开了一些谜团，新的谜团又生发出来。贝壳。那片残骸有着拇指大小的贝壳，按他的理解，海中漂流了两年，贝壳的生长速度应该不止于此。想到这里，他就感到后脊发凉。Berge表示，海边捡到的其他漂流物，从未有贝壳附生。姜辉在搬运过残骸的草丛中仔细寻觅，找到了几枚贝壳，他认定那就是从残骸上掉落下来的。他将其带回中国，视若他千里跋涉的战利品，但这些他小心收藏的贝壳，带着未解的谜团，至今仍在折磨他。

姜辉一行人是瞒着其他人偷偷出来的。后来，他的行踪被文万成“揭露”，并毫无根据地称他是“拿了政府钱去维稳的内奸”，这在家属群中引发轩然大波。许多老年人从心底拒绝接受残骸的存在，而亲身确认的行为，不管结论如何，都被他们视为在迎合谎言。让姜辉感到意外的是，就连老太太戴淑琴——两人关系情同母子，家属之间有分歧，她向来是站在姜辉这边——这事之后，也有几个月躲着他。

这件事大大伤害了一些家属与姜辉的感情。“这时间特别长了，每一个人内心里都生出很多东西来。”戴淑琴说，“你看比如微信里边，姜辉原来发东西，那是一呼百应。为什么现在要发点什么东西就没人言语啊，你像有些人就直接站出来反对。”

文万成的威信则与日俱增。他比其他家属有着更为笃定的坚信，即便深陷冰海，老人身上仍然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更重要的是，他能说出家属们迫切想听到的话，那是姜辉提供不了的。“他一直说我手里有人在的证据。但是他说现在不能拿出来，拿出来就可能乘客有生命危险。”姜辉说，“我不敢说我手里有证据，人在和不在的证据，谁敢说呀？”

适应着新的事实与局势，与阴谋论调印证、相扣，文万成理解的事件版本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是这个样子的：飞机没有坠海，而是向北继续飞行，连同乘客，被藏在了世界的某个角落。今年年初，南印度洋的搜寻工作宣布中止那天，他站在街上嚎啕大哭。记者问他，他说：“我是高兴，飞机根本不在海里！”

采访中，文万成不愿意谈论自己，也很少陷入回忆，而是把每一个问题转化为观点与事实的梳理。从二战时的英德之战，到金正男被刺杀，他将这一切联系到一起，混乱地谈论着。他相信美国是幕后黑手。阴谋论不再是一句简单假设，是一整套能够自洽的复杂世界观。令别人感到困惑的举动，在他自己的理解里，是完全合理的。

不，那个有糖尿病的65岁老人只属于过去，他是一名斗士。儿子总说，以后要带老两口去香港，但现在，儿子待在黑暗冰冷的地方。他为他感到难过。父亲要拯救他。强大的父亲，要把一切都搞定。

他用奋斗来形容现在的生活。无视残骸存在，他也在进行着他的工作。比如，对飞机上那4吨可疑的山竹的调查。根据货物清单上的地址——那是距离北京市区50公里的一处偏僻仓库，他和一个叫侯涛的年轻家属开车过去，以场地出租的名义，和负责人交流。随身携带的秘密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但他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山竹购买者是姓黄的一对台湾夫妻。他的调查卡在这里，没有再推进下去。

他并不常参与家属聚会，而用更多的时间坐在电脑前。硬盘里已经积攒了10T的资料。每次读取资料，他会把网断掉，称是为了防间谍侵入。他登陆外国的论坛，用翻译软件艰难地阅读里面的信息。论坛里有人说，疑似乘客的衣物出现在沙滩，于是他把照片放大，逐个细节观察，最后认定根本就是不同的衣服。他放心了，嗯，坏消息又一次排除。他和一个叫Paul Power的澳大利亚人建立联系，把他的言论翻译后发在群里。Power认为所有国家发出特赦劫机的组织或个人无罪的信息，人才能回来。

当这一切结束时，他想和儿子一起嘲笑所有经历有多么荒谬。他是拍过视频的，“儿子，你看这些人，多好笑，哇哇哭。”

新的努力

今年3月在吉隆坡举办的马航事件3周年集会，姜辉等6位中国家属也赶至现场，与国际家属发出共同倡议：让各国政府、波音公司、马航以及民间出资，建立规模为3-5亿美元的基金，利用利息维持现已中止的海中搜寻。

对于此行仍有一些异议，认为与外国搜寻队伍挂钩，误导了方向。“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有点闭关锁国的感觉。”同行的徐京红感到忧虑，“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坚信我怎么样。这个没有用。不光没有用，而且整个人都会扭曲的。”

姜辉承认，之前他提过的信标漂流测试、10万人签名白宫请愿计划都流产了。但他也做成了许多事，除了留尼旺、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他还去了澳大利亚，登上“发现号”，与搜索团队见面。那段旅程让他相信技术的力量，“他们把一米见方的东西扔到海底，五个全部找着”。

在漫长旅程中，他弄明白一些事，也对另一些事情产生了怀疑。但这又能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不清楚。相关报道寥寥，世界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做了什么。

他还在努力，认为自己变得更加理智。他不再重复阴谋论，而是把重点放在具体程序上。过去很长时间，他抗拒与律师接触，但现在，他在中、马都提起了诉讼。3月7日，他在吉隆坡高院代表16位家属立案成功，将马民航局与军方列入被告，依据是两者未遵照国际民航公约规定的工作流程行事。他也寄希望于法庭调查，披露更多马方未公布的信息。

在吉隆坡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见面时，姜辉提到想看登机录像——这个要求多次被提出了，却卡在繁琐的官僚程序里；他还提出马方发布的两周年调查报告只有两页目录，应该把更详尽的内容披露。当他提到中国老年家属大量爆发抑郁困扰，需要心理辅导，在场的马航负责人Fuwa回答，“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家属都是坚信人还在。”

“如果要是在预设一个前提下，你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那叫洗脑。”姜辉与他辩论了一会儿，但没有结论。廖中莱最后说，看看是否可能联系一些中国养老院提供援助。

至于家属提议建立的搜索基金，廖中莱表达支持，承诺带到三国部长会议去讨论。姜辉颇受鼓舞，但同行的宋春杰私下对《人物》说，姜辉过于天真了，“你说家属成立一个基金，然后政府加入，你想想可能吗？”从这个52岁的投资人的角度看，那是一份规划空泛、无法落实的商业计划。他指出廖中莱不过是敷衍，“政府都这样，有一个人说帮你分担，他巴不得呢。”

宋春杰认为，就像过往无数次发生的一样，这次与廖中莱的见面并无实质进展。

在很多事情上宋春杰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冷静。他从未看好姜辉的信标漂流测试，“什么洋流分析，你做不到，你不是专家。”至于留尼旺的残骸上的贝壳尺寸，他觉得是姜辉想多了，“这个问题不值当我去思考”。他根本不认同阴谋论，从动机上就排除了，“人家有什么道理给你隐瞒一个飞机”。和很多国外家属认识接近，他认为失事源于波音的质量缺陷。

一切只是猜测。3年了，所有已知信息，仍拼凑不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一次次成为舆论的悲伤样本，并不是家属的本意。持续不懈的追寻，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消耗。

宋春杰记得，家委会里有个叫姜鸣的姑娘，特别善良，但当姜鸣开始在群里号召，“一定要忘掉痛苦，重新开始生活”，她就被排斥了。有次，连宋春杰也忍不住了，对她说：“为什么非要忘掉痛苦，为什么我不能记着370我继续我的生活呢？我从来不认为这是矛盾的。你越这样做，越证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相对克制，有些人说的难听得多。后来，姜鸣以及另几位家委年轻骨干，不再活跃。

但很难说有谁真正脱离了这个群体。在作为集体决策的“投票群”，这里每个乘客对应一个家属，基本无人流失（很遗憾，文万成不在其中了）。那些选择“重新生活”的人，也注视着事件的进展。网名“漫步鱼”的家属在微博记录对航班上的丈夫的思念，被大量网友关注后，她几乎不再更新，集体活动也不再露面。但在马航3周年的节点，家属们在外交部递交给马政府的请愿，“漫步鱼”重新出现，举着牌子站在最前面。

选择和解赔偿的已经增至60余人。陪姜辉去过留尼旺和马达加斯加的白拴富也领取了，但这不影响他仍然是一名积极的行动者。吉隆坡的3周年集会，他也在场。他对《人物》说，最美好的愿景仍存在于他心中，但现在驱动他的，更多是对亲人的责任，“让真相尽快浮出水面，不要让它成为永远永远的一个谜”。

走下去。这不是什么伟大的使命，这近乎一种本能。选择这种生活，你必须接受它的每一部分，消化繁复的技术资料，准备法律文件，一轮轮地交涉，四处奔走，漫长等待……“如果母亲知道我这么做，她一定很心疼，但是我相信她也会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姜辉说。这是他作为儿子的选择，是白拴富作为丈夫的选择，是宋春杰作为弟弟的选择，也是文万成作为父亲的选择……这是个人选择，也是一群人的选择。谁也不知道最后结果，它不是一道损益得失可计算的数学题。这样的坚持，为的是一个具体的名字，一个原本应该共度一生的人。

姜辉说，他理解那些视“活着”为信仰的老人。“那是家属的一种精神支柱，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精神支柱。只不过他现在是在疾病期间，做出来他的一些反应。”他说，“妖魔化也好，或者说把家属描述成那种特别不理智，这不是他们造成的结果。是由于文化，是由于现实种种的情况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家属提出的疑点，部分已经有了说法。官方请了通讯专家来做过确认，姜辉在场。乘客电话能打通，是电信服务方为保证用户接通率，先行放出的接通声音，而QQ上线，可能是盗号。

他并没有解释给更多家属听，“因为我觉得这事实，是很残忍的，很残酷的。”

2017年3月底，《人物》记者去拜访文万成，他展示了一项他的“证据”，他称儿子的电子邮箱在2014年底收到通知，显示有人更改密码，那应该是儿子给他发来的暗号。

邮件里确有“change”一词，但那不过是一封常规的产品服务条款更改的通知信。当记者脱口而出，指出这一点时，文万成愣了一会儿，不再说话，表情显得有些难过。但很快，他把话题岔开了。

那天晚些时候，他打开电脑，观看着登机录像——这是他刚刚实现的重大突破，姜辉多次向马方索要的登机录像，竟被他率先拿到手了。他没有透露具体方法。登机录像对于家属而言，有着重大意涵，它是目前亲人留存于世间的最后影像，一些老人也抱有希望，亲人从未真正登上那架飞机。私下里，文万成把录像发给了需要看的家属。

过去几天他看过多遍录像。4岁的孙子先前在里面看到爸爸，高兴得直蹦，“爸爸要回来了，爸爸要回来了！”

快进、倒退、暂停，机长走出来，并排的是副驾。然后，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屏幕上方出现了，他平静地说：“你看，我儿来了。这不是还穿着那个坎肩吗？”对于所有家属来说，时间永远分为那天之前和那天之后。而他眼前的儿子，属于2014年3月8日之前，这让他感到些许安慰。

画面中，不同肤色的乘客一个个走过安检门。所有人的形象是那么清晰。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搀着长辈，有人微笑着，有人打着哈欠。很快，飞机就要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