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诺菲中兴功臣曾和礼:先研究疾病再研发药物

在国际医疗领域里,如果要找一位同时具备深厚科研、政府、企业履历的全面人才,曾和礼当仁不让。

这位被视为全球生物科学领域领军人物的科学家,2011年在全球药企巨头之一的法国医药集团赛诺菲发展出现转折的关键时刻,出任其全球研发总裁,力挽狂澜,将创新重新带回到赛诺菲。

先研究疾病再研发药物

曾和礼事业发展的起步是从美国最著名的医学院——位于马里兰州的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开始的,1985年曾和礼离开家乡阿尔及利亚来到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深造,专业是研究放射和核磁共振。1995年~2002年期间,他担任该院执行副院长。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是当时非常有思想的创业先锋。基于他发表的众多在CAT扫描(ComputerTomography)领域和核磁共振领域的200多篇学术文章和8个专利。并先后创立了5家公司,包括ComputerizedImagingReferenceSystems(CIRS);AdvancedMedicalImaging;BiopsysCorporation;AmericanRadiologyServices和Surgivision等。其中AdvancedMedicalImaging后来出售给了一家上市公司;Biopsys上市了,并于1997年卖给了强生制药。

另一方面,其政府背景也极其深厚。早在1985年,他就是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在2002年~2008年布什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第15任院长,在他领导期间,NIH制定了21世纪医学研究工作路线图。2009年曾和礼又出任奥巴马政府首位总统科学特使,促进美国与全球国家在科研领域的合作。他还在2009年~2010年担任盖茨基金会特别研究员。

个人荣誉上,曾和礼一生更是获奖无数。2000年他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2013年又入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同时入选科学院和工程院的科学家寥寥无几。2008年,还曾获得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的荣誉勋章。

以上的成就和荣誉,足以让其备受尊敬地安享晚年了,但这位光环笼罩下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却在2011年,恰满60岁时选择了加入法国药企赛诺菲出任其全球研发总裁。

这个职位对当时的赛诺菲而言重要性并不亚于CEO。

时任赛诺菲CEO魏巴赫(ChrisViehbacher)一直批评赛诺菲在新药研发上投入不够,其一贯主张公司通过并购大举进军美国市场。而拥有深厚美国政府和行业背景的曾和礼是魏巴赫最理想的人选。2011年,也就是曾和礼加入赛诺菲的那年,公司斥资超200亿美元收购美国制药公司健赞(GenzymeCorp),加大了对美国市场的研发布局。凭借对美国市场的转向,赛诺菲得以成功扭转了研发颓势。

在曾和礼的推动下,赛诺菲通过自身结构调整和发展外部创新实现艰难转型。他重新设计了整个公司的架构,按项目划分部门,提高了新药开发的效率。他始终坚持一点“先研究疾病,再研发药物”,也就是所谓的“转化医学”。

经历了生物医药行业30多年的变革,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曾和礼异常平静地表达着对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医药行业应用和发展前景的看法,耐心且以极其通俗的话语讲述极为复杂的医学原理。

“我加入公司时大部分的项目主要还是公司内部研发项目为主,可是质量并不高,并不是着眼于先了解疾病。我看了当时公司的整个产品线,就觉得这样的组合并不是非常强劲。”于是他终止了多个对公司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并以具有前景的创新项目取而代之,与再生元、BioNtech、WarpDrive等公司的合作。

2012年,赛诺菲投资了哈佛教授GregVerdine的生物医药初创公司WarpDrive,后者帮助赛诺菲开发了两款针对RAS的药物。RAS是导致很多主要癌症的一种基因,它通常是通过变异导致人类癌症,约有40%的癌症都是由RAS引起的,而且无药可救。曾和礼对这一投资的评价很高,并以此作为赛诺菲外部创新的成功典范。他表示:“如果不是看好WarpDrive的盈利前景,我是不会决定投资它的,但是我们还要耐心地等待回报。”

比起研发多个药物,WarpDrive的策略是把注押在一两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药物上。Verdine称,针对RAS不同的变异情况,未来还会开发3个新药。

曾和礼所看重的,正是WarpDrive这种全新的研发药物的方法。“从抗体到小分子药物,再到现在的RNA,或者是蛋白质互相作用等,药物研发的工具箱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不理解的是疾病生物学(diseasebiology),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研究。”曾和礼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变成这样: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去治疗疾病,但是我们必须先去理解疾病。”

仿制药的春天已经过去

目前,赛诺菲新的产品中有三分之二是源自于和外部企业的合作研发,仅有三分之一是公司内部研发的成果。对于赛诺菲未来的规划,曾和礼早有布局。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希望到2020年或2021年的时候,这样的结构能够倒过来,希望更多的新产品都是源自于公司内部的研发和创新。”他表示这样的考量原因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毕竟与外部合作需要支付高昂的专利费,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其二是能够更好地平衡公司的产品组合。

目前赛诺菲在糖尿病、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疫苗等方面具有全球领先的药物研发能力。曾和礼上任以来的四年中,公司已经推出了13款产品,其中包括过去两年推出的6款战略产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8年~2012年期间,赛诺菲只推出了3款产品。

曾和礼带领下的赛诺菲研发转型中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从传统的制药公司转向新型的生物制药公司。

曾和礼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我们一直专注于小分子药物,但是我认为创新药物的未来是生物制药。特别是靶向治疗,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生物制药领域的发展力度。为此我们已经努力了六年,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还表示,大型的跨国药企都面临严峻的“专利悬崖”问题,即专利面临过期。

“专利对于制药行业保持竞争力非常重要。你获得专利,此后10~15年可以盈利。”他表示,“但专利期一过,就会被仿制,失去市场领先地位。这也是我们必须将研发作为赛诺菲发展动力引擎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大型药企的专利过期催生了新一波仿制药的春天,就连很多大型药企都跳进了仿制药市场,比如以色列著名的跨国药企梯瓦制药(Teva)就早在2004年涉足仿制药领域,并于去年收购了总部位于都柏林的高增长型药企艾尔建的仿制药业务。以仿制药替代生物药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便宜,带动了药价的下滑,这当然也有利于患者。

不过仿制药的利好可能已经出尽。艾尔建CEO布伦特·桑德斯(BrentSaunders)去年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就曾表示:“出售仿制药业务是为了集中精力更好地发展创新药物。”他近期还预测,很多现在开发仿制药的企业一定会最终退出。尽管艾尔建目前仍在和安进公司联合开发四款抗癌仿制药,但是桑德斯表示:“未来将不会做更多投入。”

曾和礼也认同桑德斯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仿制药进入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但市场已经非常拥挤,后来者没有再进入的必要。“仿制药在我看来有一定的机会主义的成分,比如赛诺菲也有生产两款仿制药,但是这也仅仅是为了起到补充产品配置的作用,帮助我们将全球创新带给病人。即使是梯瓦也不能只做仿制药。”曾和礼表示。

由于美国对仿制药市场包括药品的专利等法律相关事务的监管还远没有稳定下来,而且无法预测仿制药被接受的程度,该领域继续向上发展的趋势一直备受质疑。尽管现在大型药企进入仿制药领域会更加容易,但后来进入市场的竞争者必须以压低价格为代价,这会损害整个市场的利益,导致企业无法获取足够的盈利来支撑后续创新的发展。“低价药对于社会是有存在必要的,但是不利于商业。”曾和礼表示。

研发一个生物药可能要花费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根据塔夫茨大学(TuftsUniversity)药物开发研究中心团队的最新权威的研究结果,2016年在发达国家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费用在26.5亿美元,而以中国为例,仿制药的投入成本可能只需要几百万人民币。因此无论是安进、艾尔建、勃林根英格翰、GmbH,还是辉瑞、阿斯利康或者默克、诺华、Biogen,都在投资或者与其他公司合作开发仿制药。不仅如此,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生物医药初创公司也正在积极开发仿制药,就连三星也成立了三星生物技术公司(SamsungBiologics)。

曾和礼表示:“仿制药的早期回报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很容易得来的,也会很快消失。虽然现在仿制药非常有利可图,但是我从没有看到过哪家企业光靠拷贝而没有原创就能赚钱的,未来只会奖励给创新的药物。”

曾和礼认为,目前由于存在结构性壁垒,给了大型的生物制药公司在仿制药方面的优势,但是这些壁垒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消失。到时候仿制药行业就会和标准的传统药物行业越来越像,但是研发、法律和生产制造的成本都会更高。不过他相信,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推进,将最终降低生物制药的成本。“价格战是不可持续的。”曾和礼说。

3月,赛诺菲宣布与阿斯利康全球生物制药研发分公司MedImmune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并上市一种预防新生儿和婴幼儿呼吸道合胞体病毒(RSV)相关疾病的单克隆抗体,赛诺菲将预付1.2亿欧元。该交易还包括高达4.95亿欧元的开发及销售里程碑付款,赛诺菲希望借助新药可以打开RSV预防的临床市场。此外,赛诺菲近期在瑞士投资的一个新工厂也将启用,曾和礼表示,该工厂也将完全用于生物原创药物的生产。

促进科研人才流动

赛诺菲在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拥有四大研发中心。不过最近亚太研发部门人事发生重大变动。赛诺菲原亚太研发总部总裁江宁军走出跨国药企,“撸起袖子”创业做新药了。

十年前,江宁军一手组建起赛诺菲中国研发中心,2014年被任命为亚太研发总部总裁,多次促成赛诺菲与中国本土生物研发企业合作,选择对中国更有针对性的药物进行开发。此前,赛诺菲中国研发中心总裁王劲松也已离职。

对于短期内失去两位亚太和中国的高管,曾和礼的态度非常包容和开放,他开玩笑说道:“他们都是去做了CEO的职位,比原来的职位高了,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鼓励生物科技公司的发展,以及本土的生物医药企业对优秀管理人才的渴求。同时也说明赛诺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非常出色的研发人才,这是好事。”

江宁军曾经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达出对中国创新药企的强烈兴趣,他认为中国生物制药已经到了发展原创药的阶段了。从研发产出能力来看,目前中国贡献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生命科学类出版物;医药专利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全球排名第二。“这说明中国药物研发上游已具备相当的实力,但中国制造的新药仍很少。这一方面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不足;另一方面需要强有力的转化工具;最后,需要人才、资金、相关基础设施等资源的支持。”江宁军说。

而从曾和礼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经看到中国市场充满了巨大的机遇,近期国家加大对健康领域的战略规划,更是让他为此兴奋不已。“你会看到世界不断进步,精准医疗已成为广泛需求。健康中国2030、十三五等国家规划,也将精准医疗提上日程。”曾和礼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精准医药需要更精准的医疗检测,以实现更好的疾病预防与诊疗,以更低的成本更高效地开发预防疾病的新药,比如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他再次强调了这需要采用“转化医学”的思路,率先关注病患需求,从病患需求出发。比如赛诺菲的乐沙定有针对肝癌的适应症,就是亚太研发团队针对中国市场开发出来的。“这对亚太来说很重要,我们一开始研发这款癌症药物时,从未想过将它能作为肝癌的治疗药物,但我们中国的研发团队认为这款药物可以用于治疗肝癌。所以我们基于对本地病患的了解,在中国研发了这款药物,用于治疗中国的肝癌病人。”曾和礼表示。

“从长期来讲,如果看整个全球创新及人才的情况你会发现中国发展速度是最快的,2010年到现在中国不管是专利的申请包括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是发展速度最快的。”他继续说道,“整个经济的情况也比较好。所以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中国肯定会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政府的规划也希望更进一步发展生物科技,而且希望生物科技创新更有竞争力。最关键的就是要深入亚太研发生态系统,和政府、研究机构、初创企业进一步加强合作。”

作为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曾和礼一直是人才自由流动的倡导者,自然也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有话要说。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任何限制人才流动的政策都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虽然美国的政策我们现在还看不出太大的影响,因为还是要等具体的政策细节,但是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利于人才流动的限制,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很好的现象。”

  沃森的AI没有答案

曾和礼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生物医疗领域带来的机会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人工智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一种是类似于自动驾驶功能的人工智能,另一种就是IBM的沃森正在做的人工智能。”

此前赛诺菲已经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美国生命科学公司Verily合作,投资约5亿美元建立一家集设备与服务于一身的糖尿病合资企业。这笔交易也反映出医药和高科技行业日益紧密的联系。

对此,曾和礼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希望把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看,以提供更加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也会运用新的高科技手段,比如通过传感器持续监测血糖水平。”他解释道,“这就像自动驾驶汽车一样,我们未来也希望有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自动医疗的智能系统,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

就在今年2月,在人工智能与医疗结合的领域里,IBM公司的认知计算平台沃森(Watson)传出与世界顶级癌症研究机构安德森癌症中心(MDAndersoncentre)宣布暂停合作的消息。对此,曾和礼并不认为人工智能与医疗结合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相反,他表示“沃森的数据分析很有意思”。

“这项研究是通过对几千万个病人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哪种治疗方式对于某个特定的病人或者拥有某种基因的特定人群最适用的解决方案。”曾和礼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用癌症病人的情报信息进行管理,而不是通过智能设备的应用,这是和第一种人工智能本质的区别。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从基因、血液、X光等数据来分析,这对于精准医疗很有用。

通过对大量用户数据的追踪,得出大概率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参与者借鉴。曾和礼表示,沃森的人工智能是开放型的,因此并不知道会得出什么结果。他还透露称,赛诺菲正在自己开发多个计算系统,希望能够助力新药的研发。

赛诺菲目前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规模为50亿欧元。曾和礼的计划是到2020年,将研发投入规模增长到60亿欧元。他还透露公司未来可能不会有大手笔的收购,而会继续关注小型的收购,他同时表示,现在市场有“过热”倾向。“收购要看价格,现在(估值)太贵了,收购要看能不能承受价格。”曾和礼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市场过热,做收购决定时肯定要比较市场价格。以目前某些癌症药物公司的价格,我们不知道如何会得到回报,尤其是现在市场估价变化得也很快,波动很大,所以我们不太会做太大的收购,小型收购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