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创业者的起点，适者生存者的终点！
1999年2月20日，大年初五，在杭州湖畔花园小区风荷园16栋1单元202，马云召集了十七个人开了一个动员会，他张牙舞爪地宣称，要做一个中国人创办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那次动员大会上，马云字字掷地有声，“阿里巴巴1999年必须破土而出，……等到2000年我们戏就不大了。”
2019年1月30日，阿里巴巴发布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后，市值达到4324.28亿美元，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创业者起于春节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春节是一个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安心吃喝玩乐的黄金假日，但回顾企业家们的创业生涯，很多人就起步于春节期间。
据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回忆，1980年春节，刘永好的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竟然赚了300块钱。这基本相当于当时刘家四兄弟十个月的工资，也让刘永好和他的兄弟们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因为喜欢无线电，刘永好几兄弟就想去创业做音响。结果被公社书记“枪毙”了，对方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刘永好的第一次创业算是失败了。
又过了两年，刘永好几兄弟开始进行农业领域的创业。最后把“养鹌鹑”这件事做到全球第一。随后，他们又进军猪饲料市场，率先推出了中国的高端猪饲料，叫“希望一号”，并开始在饲料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今，新希望集团员工近7万人，集团资产规模近2000亿元人民币，年销售收入超1300亿元人民币。
当时张一鸣才26岁，还在一家专做旅游搜索的创业公司担任工程师，穿着打扮也跟十年后的“后厂村”程序猿们别无二致。那年的春运火车票并没有比现在好买多少，为了抢票，张一鸣在中午吃饭时用一个小时时间写了一个小程序。小程序的工作原理是把他的需求用程序固化、存储下来，让网站机器定时自动去帮他搜索，一旦有了票源就发短信通知他，结果半小时后他就抢到票了。
这是不是跟现在市面上大热的抢票软件异曲同工？但张一鸣并没有脑门一热去开发抢票软件，而是思考出了一个产品逻辑：如果客户有信息的需求，一旦机器发现了，就可以及时有效的推送给客户，这就是如今大热的“资讯分发”。
美团IT系统的升级，则来自于2011年春节王兴的一次探亲。当时，王兴去美国姐姐家过年，顺道去了Facebook公司参观。当他知道Facebook只有500名工程师，大概十多名工程师就能管理十万台服务器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近一年在“千团大混战”中烧钱打广告的策略并不明智。“在中国拥有500名以上工程师的公司太多了，但工作效率没法跟美国比。”
回国后，王兴拔高了美团的招聘门槛，要求新进技术人员要比现有人员水平高50%。技术部办公室的墙面，贴上了“要么牛逼，要么滚蛋”的标语。技术团队的强大直接促进了美团IT系统的升级，商家半自动结款系统的推出，大大提升了美团商家的接单效率，也助美团在团购界拔得头筹，最终拿下行业老大的位置。
创业者难过春节
对于创业者来说，年关并不好过。刘永好回忆，创业之初，资金都是跟亲友借的，到年末要还，还不起，压力很大。有一年，资金出了问题，还不上了，他们几个兄弟还讨论过“（我们）究竟是跳岷江还是跳锦江”这样的问题。所幸，他们坚持下来了，才有了今天。
因为创业不顺利而过不好春节的企业家不止刘永好一个。1990年春节前夕，一场台风让海口众多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当时潘石屹的砖厂也处于停工状态。大年三十的下午，没钱回家的潘石屹和朋友在一家大排档点了两碗面草草过节。和朋友分开后，潘石屹进了一家招待所里想蹭看春节联欢晚会。然而刚过九点半，服务员就说要歇业对他下了逐客令。
“被赶出来后，我觉得特别孤单。因为我觉得即使不能和家人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至少也是精神上的一种弥补。”潘石屹说，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将“春晚”完整的看完。
张瑞敏接手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的前身）时正值1984年年底。彼时的海尔是一副烂摊子：负债147万元，给职工发工资都成问题。为了筹钱，张瑞敏连夜赶到附近几家乡镇企业借钱，不但费劲唇舌，滴酒不沾的他还喝得酩酊大醉，才把员工们的工资和“奖金”借了回来，赶在春节前发了。
1994年，周鸿祎还只是一个“不务正业”、天天忙着卖卡的小老板。他第一次创业做出反病毒卡以后，拿着赚到的万把块钱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与几个朋友一起合作成立了“郑州信息软件公司”，专门卖平面创意系统。
谁知到了后期，团队开始内讧，合伙人到走时甚至把电脑也抢走了。1995年的大年初二，灰头土脸的周鸿祎回到学校。出去折腾了一年，把原来做反病毒卡赚的钱都赔进去不算，还背了一屁股债。
2014年，暴风影音正处于国内创业板上市的关键时期。冯鑫后来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国内上市是蛮痛苦的，要求比在美国上市高多了。有一阵，我几乎每天都去证监会大楼。每周去两三次，坚持了两三个月。”
然而大年初一，他的母亲突然病倒，并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冯鑫病房公司两头跑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个月左右，还因此差点儿得了抑郁症。他回忆说：“每天晚上回来都疯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做外卖最难熬的时候，饿了么创始人兼CEO张旭豪曾想过去陕西榆林挖煤。他的联合创始人康嘉是榆林本地人，那里很多人挖煤都发了财。张旭豪问康嘉：“每天为着几毛钱算来算去，值得吗？要不我们挖煤吧。”2011年春节，张旭豪跟着康嘉去榆林考察，他孤身一人住在榆林一家招待所里，北风从没法关闭的窗户钻进来，热水烫得没法洗澡。这是张旭豪最难忘的一个春节。结果发现，要挖煤买矿钱不够，只能搞运煤。想想运煤和运外卖差不多，又回到上海了。
曾经有一篇报道中写道：2018年春节，张旭豪约合伙人吃了一顿晚餐，把要卖公司的决定告诉他们。饭桌上平静异常。报道称，张旭豪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权衡，他帮助团队每个人分析了关乎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最后选择了“最优解”。
创业者没有春节
“春节，我们没有春节。因为海外没有春节。客户没有春节，我们的员工怎么会有春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一次公司内部的交付体系座谈会上，曾如此对下属训诫。这样的高标准不仅是任老板的严以律人，也是他自己工作日常的写照。任正非曾经说过，他没时间过春节。或者在工作，或者在出差路上。
比如在2003年，美国通信巨头思科公司起诉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几乎涵盖所有专利方面的指控，要求赔偿额度超过百亿美元。
这一消息传到深圳，正值中国的新春佳节。任正非在大年二十九的晚上，紧急找来公司的高层，并召开了全体会议。任正非半开玩笑似的说：“这是思科送给华为的一个意外的春节礼物！”但情况远不如任正非口头描述的那样轻松。跨国知识产权官司是难度最高的官司，还要在美国本土打，一切按照美国法律办。而且华为根本没有境外应诉的经验。一旦输掉官司，华为不仅要赔偿巨款，其产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且多年来开拓出来的国际市场可能都会付诸泡影。
可以说，这是华为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如果输掉这场官司，华为将一无所有。所幸华为之后在任正非的指挥下冷静做出反击，请最好的律师团队打官司，并最终达成和解。
同样在春节不能松懈下来的还有滴滴CEO程维。2014年春节，滴滴专车部因为订单增长非常快速，系统需要重构，程维带领专车事业部的技术团队整个春节无休，连续作战。“我永远记得七天七夜，那次在补贴大战的时候，整个系统在一两周的时间里翻了十几倍的流量，完全顶不住，买机器都买不过来。那个时候公司还在E世界，我们只有一间办公室，一间会议室，那个会议室还没有窗户，连续通宵人就会头晕。”
据程维回忆，系统重构完成的那一天，团队有个工程师七天没有换隐型眼镜，得去医院才能把眼镜拿出来。还有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出关的时候正是他老婆的预产期，他直接去了产房。“外面觉得滴滴是一个奇迹，但我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极致的拼搏，克服了每一场硬仗。如果不能够坚守阵地就没有未来，我们一直是没有退路做到的今天。”
滴滴在抢占网约车市场时，微信的张小龙也没闲着。也是在这一年除夕夜，微信红包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心情欣赏烟花，也没功夫回复新年祝福，他们呆在腾讯大厦里，紧张地盯着屏幕，生怕正在高速运转的100台服务器突然崩溃。
这一晚，全国用户都在用微信红包拜年。边看春晚，边“摇一摇”，那一年，400多万用户，摇得手部抽筋。新年倒计时，钟声响起，他们也在屏息，默数——除了有些延迟，并没有出现崩溃。除夕夜后，外界盛传微信支付用户一夜之间突破一亿。
全民红包热的背后，微信支付也被张小龙推到了台前，从支付宝手中夺回一半支付市场的天下。被奇袭后，马云在来往一个名为“江湖情”的扎堆群中感叹，腾讯利用微信红包，发起了一场“珍珠港偷袭”。
回顾这些企业家们的创业历程，春节是一个起点，也可能是一个终点。刘永好曾说过一段很形象的话来描述自己四十余年的商海沉浮：“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