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 索罗斯批判的问题在中国更严重

早上4点半，闹钟响了，夫人订了5点的神州专车来接。要赶6：55浦东飞北京的航班。4：50打电话给司机，电话那头说睡过头了。

4：52，再打过去，说一个小时后才能赶过来。又气又急，赶紧叫滴滴专车，还好，六七分钟后，车来了。

每个人对预定的服务都有依赖感。坚强的承诺是客户依赖感的来源。惨的是，服务掉了链子又没有备胎。所以我们永远需要竞争性市场。

老同事回了一句：“用在公司身上不够正能量吧。”

可是，如果把要脸不要脸理解为文明不文明、诚信不诚信、有底线无底线、真善美与假恶丑，为什么不能放呢？至少，不放公司，放它们的某些行为是可以的。

是什么触动了我，生出填空的想法？

是前一天，乐视网复牌时的那一刻，18万多的投资者眼看一字跌停。按基金公司的估值调整，接下去可能还有十几个跌停。果真如此，乐视网市值将缩水到100多亿，其历史最高峰是1700亿。

《每日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评论，《乐视8年的A股史：贾跃亭是唯一的“人生赢家”》，因为乐视网通过IPO、定增和发债共融资91亿，贾跃亭姐弟通过高位减持合计套现139.84亿，贾跃亭通过逾30笔股权质押套现约300亿，融创入主还套现30多亿。

我在短视频中评论说，乐视网的灾难是18万投资人为贾跃亭的孽债埋单，为中国不健康的资本市场埋单。这么多问题，会计师在财报中是怎么一年年通过的？券商是怎么推高股民预期的？两年多前，华创证券在《互联网生态帝国渐成形》的报告中预测，乐视网2017年的对应市值空间为3471亿。

乐视网是怎么变成超级乐观的代名词的？也许已经无法还原这个循环，但谁都明白，今天的破灭，和当初对真实的蒙蔽，对风险提示的刻意忽略，是分不开的。

很想看看，这些学历和智商双高者们今天的脸。

候机时在朋友圈通过链接看新闻，一条关于亚投行两周年的新闻。看到最后是“热门推荐”，一共三条：“姚明因病抢救无效离世”，“李小璐聊天记录被曝光”，“翁帆终于爆出……”。看到姚明的标题，一惊，点一下，要先下载APP。仔细分辨，才明白原来有个作曲家叫姚明。

机器算法和AI正大行其道。但算法的标签是人设定的。机器说，你们就关心这些，你关心的就是头条。且不说很多人根本不关心八卦却不断被推荐，即使八卦大概率地是人的普遍偏好，是不是推荐越多对用户越好？

不是要做道德判断，想说的是，任何一种搜索引擎，都不应偏离帮助用户节省搜寻成本的基本目的。如果所谓“智能化搜索推荐”的目的不过是千方百计拉长用户的使用时间，无所不用其极地让他们陷溺于某些东西，将把用户导向哪里？

人性中有两种永不消失的动能，都客观存在。用最简单的分类法，一种动能是你幼小时父母教你、你有子女后再教他们的方向，一种是你希望子女规避、少染、至少懂得节制的方向，前者可称明性，后者可称暗性。线下实体世界和线上信息世界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线下，绝大多数商品与服务必须诉诸前者的方向，比如安全、可靠、高性能、美好。没有哪个消费者会选择不安全、不可靠、性能不良、形象粗鄙的东西，因为它们对人的物质利益构成伤害，人一定会趋利避害。基于此，线下竞争，只要公平，基本是优胜劣汰，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择优选择。

而在互联网信息世界，那种你希望子女规避、少染、节制的内容，因为人性中的暗性，也因为“私密性消费”无人约束，会不断地潜滋暗长。

人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消费标准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精神文明的进化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进化。也注定了，在互联网信息世界，劣币驱逐良币会在相当程度上长期存在。

谷歌“不作恶”的道理就在这里。恶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就不要再恶上加恶。能扬善固然好，比如推出像谷歌学术这样的产品，比如利用机器算法制止虚假信息泛滥；假如做不到，非要“Machine Talks“，互联网公司起码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尽往和公序良俗相背的方向推荐信息，虽然那意味着流量。扎克伯格最近已经痛定思痛，决定尽可能采用有信誉的新闻机构的信息。

想想吧，你愿意让子女活在一个怎样的精神世界，就应该给他们怎样的引导。

互联网的问题正在引发全球关注，而且越来越多是从批评性的角度。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上说，谷歌、脸谱等巨头的垄断足以操控网络社会氛围，应该加强对它们的监管。在中国，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情况可能更严重。网络空间充斥着巨头们营造的规则、氛围和公关豪言，但通过使用体验，用户不难发现，巨头们言行不一的情况很少收敛。

在这个时代，倡导“互联网+”、推崇互联网思维、把互联网等同于未来，已经变成单一时尚。似乎不这样，就老土，就过时，就要被消灭。坐拥流量霸权的大公司，动辄就说要为线下赋能，其实，从价值观和商德的角度，真有资格吗？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是大势所趋，了不起，但扪心自问，除了自身努力、人口红利、风险资本的不遗余力，有没有线上线下规则不平等、监管不一致的“政策红利”的作用？有没有受惠于信息世界的劣币驱逐良币怪圈？有没有网络效应“赢家通吃”的恩赐？

在飞机上，心有不平的我一直在画图，想用一个结构，把跟恶相关的成功表达出来。直到飞到北京，感受到新的风景。

在北京的一个小型探讨会上，资深投资家和媒体人形成了一个共识，“互联网+”该减一减了，“互联网-”是指对互联网崇拜要“祛魅”，互联网不是一切，也代表不了一切。当线上红利不再，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入线下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边际成本结构的不同，就会发现线下运营以及供应商关系的复杂性，就会发现保持用户体验一致性的艰难。我们经常说，信息化和工业化要融合，互联网和实体经济要融合，但基本上都是实体经济在真心学习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充分汲取在线连接、实时交互、数据驱动、迭代演化等互联网精髓，与时俱进，焕发青春。相反，我们鲜见互联网公司向实体经济中的优秀企业请教。

互联网公司要向实体企业学习什么呢？守本分，不吹牛；讲诚信，善待利益相关者；知敬畏，懂谦卑；不急功近利，做长期打算；不漫无边际扩张，走专注专精之道。真的太多了！

第一个是以本分为原则的vivo，我去过三次，没写一个字，公司很低调，希望只作交流。

2011年vivo进入智能手机，2011年底到2012年上半年是功能机向智能机的切换期，他们当时低估了运营商通过补贴推广智能机的力度，导致功能机库存很大，情况非常严重。vivo的CEO沈炜告诉我，“那时虽然亏损，但我们对合作伙伴的态度没有变。比如材料，我们跟供应商说，请准确报告目前做到了什么样子，只要做出来的，我们都认；还没有做出来的，告诉我成本是多少，我们全部承担损失。尽管材料拿回来也没用，当废品卖掉或者报废砸掉，但我们没有违背下单时的承诺。还有零售商，为了加速功能机销售就要降价，赚的钱就少了。我们说渠道损失全部补偿。当时vivo的规模不大，一个月却亏一个亿，亏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把全部问题都自己担。”

在沈炜记忆中，2012年初是他经历过的最大劫难。他说，“我们算了一下，可能7个月就‘断’了，但我坚信是可以过去的，我们这么多年做事都本本分分，坚持到了今天，如果连我们都死了，上天太不公平。”3月底开全国代理商会议，沈炜一进门就说“关门倒计时”，说9月底如果搞不定，咱们就关门了。但到5月后，功能机库存已经很少，智能机开始启动。

vivo很有底蕴，很成功，但你几乎看不到他们的高管到处夸耀自己。这种文化可以溯源到20多年前的步步高时代，当时段永平就非常强调本分。步步高做超级VCD，清晰度有350线，竞争对手说有500线，甚至有说更多的。怎么办？段永平说：“也说500线是蒙骗消费者，如果不说500线消费者又会买竞争对手的产品。我们后来说‘大幅度提高了清晰度’，但在原则性问题上，不能脱离事物的本来属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标准不应该给利益让路。”

不撒谎，不吹牛，不欠账，踏踏实实为用户创造好的体验，让利益相关者都满意，这就是本分。本分才能持久。vivo已经成为2018、2022两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全球官方赞助商。

上天很公平，消费者眷顾的是宁可关门也不欠供应商账款的vivo，而乐视危机恰恰始于拖欠供应商问题的爆发。

几年前去海信，意外地发现，海信在城市智能交通市场和商业POS机市场的占有率都是全国第一，宽带接入网的光模块市场占有率是全球第一，医疗显示设备和CAS(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成功进入了全国最著名的30多家三甲医院。这些家电之外的新业务对海信的利润贡献现在已经接近“半壁江山”。

当时我问海信董事长周厚健，怎么这些东西大家都不知道呢？他说，海信是个爱做不爱说的企业，没有技术突破光说也没用，而要想在技术上真正有所突破，就要甘于寂寞。

在这个奉行“天下武功惟快不破”的时代，海信像一个另类。周厚健坚持“技术孵化产业”的“老路”，先在研究院储备技术、探索方向，组成研发团队，技术相对成熟时成立公司，然后以三年为周期一轮一轮规划、演进，他说每个成气候的新产业无一例外都花了10年左右时间。

“谁不想快？但技术的生长有自身规律，有时快不得。拿智能交通来说，是1999年启动的。当时海信在社保、教育、呼叫中心、ERP等多个领域都有过尝试，多轮调研后，发现这些领域都已相对成熟，而智能交通在国内刚刚起步，市场上都是外资公司，对中国独特的交通情况‘水土不服’。比如中国道路的交通流，人车和非机动车混合，电网不稳定，进口设备经常出故障，一打雷下雨，信号灯就可能出问题。所以，海信没有选择国外产品计算‘交通流量’的算法，而是针对中国的道路交通特点，独创了计算‘交通强度’的算法。2005年，在北京奥运会智能交通系统招标的技术检测中，海信有多项指标超越了国外产品，此后才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周厚健认为，“结构调整当前看是一碗饭，长远看是一条命”，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是技术创新。“现在海信的研究所里，还有好几个天马行空的项目‘放在那里’，它们可能被时间、被市场淘汰，也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决定海信的命运。”

从自主彩电芯片、自主彩电模组到ULED、激光显示，到诸多新产业的突破，坚守“技术立企”的海信，发展质量越来越高。

新浪财经等机构主办的“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我是评委，今年在诸多候选人中，我毫不犹豫填上了他的名字。祝贺你，周董！

去方太调研时，我发现每个管理人员都把“五个一”公开张贴出来，即“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这是每个方太人都要定的小目标，先因后果，提升素质。

方太实行全员身股制，每年分红两次，身股覆盖全体员工，只要员工入职满两年，都会根据岗位职级给每位员工一定数量的身股。不仅培养“股东”意识，而且不知不觉间改变行为方式，发自内心地贯彻公司文化。

“一家企业从无到有，聚集人才，生产商品并进行销售，除利润之外，它到底因何而存在？”方太的回答是，“方太立志要做一家伟大的企业，导人向善。”

方太董事长茅忠群对我说，伟大企业要有两个核心：创新和良知，导人向善的良知往往能成为创新的催化剂。“比如2010年，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厨房油烟加剧主妇的肺癌风险’，心里很不安，为此对吸油烟机的开发目标做了重大调整，从过去以某些量化指标为开发目标，到以‘最佳的吸油烟效果’‘不跑烟’这样的非量化目标为开发目标。当时销售部门说这种调整有很大风险，但良知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对的。经过努力，2013年推出‘风魔方’，2014年推出‘云魔方’，吸油烟效果提升了很多。我们研发的全球第一台水槽洗碗机，也是基于良知，洗碗是很烦的事，但父母劳碌一辈子，生活条件终于好了，还是要用双手去洗油腻腻的碗筷，觉得于心不忍。”

茅忠群每天起床读经，读文化元典，半个小时，从不间断。有人建议他把总部迁到不远处的另一个区，能省下一大笔税收，他淡然回答：“该交给政府的，我不会动一分钱的脑筋。”

百丽是中国最大女鞋零售商，占非运动鞋市场份额的9.4%，加上运动鞋，有两万家门店。2017年通过私有化从香港退市。

百丽近年来遭遇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电商的冲击，其中不乏假货因素。2016年，中国大概每销售四双鞋就有一双通过电商渠道，线下零售商面对产品雷同、价格战、库存高的三大挑战，不转型没有出路。

百丽由高瓴资本集团、鼎晖投资以及百丽管理层私有化之后，开始解决“+互联网”的问题。新团队看到，百丽有十几个品牌，3到4亿用户，每天进店人数400-600万，用互联网行话DAU(每日活跃用户)来说，相当于中国前十大电商之一。每天试穿人数60-100万，购买人数30万-50万，复购率25%。这就是百丽的漏斗模型。

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最近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演讲中，回顾了重塑百丽活力的过程，一是用RFID(无线射频识别)等工具对终端赋能，二是重新定位店长与店员，挖掘其潜力。

通过开发终端赋能工具，可以从实时数据中看到每一间店究竟在做什么。一个SKU放在店里30天都没有人试穿，就不应该放在店里；一款高跟鞋一天被试穿30次，但只有一次购买，说明鞋看起来很漂亮但穿起来不舒服。对销售进行数据分析后，能大幅提高效率。

零售企业的店长与店员是巨大的潜力人才库，而不是负担。“套用互联网的话，最好的UI(用户界面)、UE(用户体验)就是百丽12万人的店长和店员队伍。调动她们的潜力，给她们更多的赋能工具包，让她们有更多时间、更多精力腾出笑容来面对用户，成为时尚顾问，访客变顾客的转化率自然就提高了。”

针对店长之间下单成果差异大的情况，也采取了相应策略。第一是减少标准方差，大幅度提高平均水平；第二是把店铺运营数据全程扫描，分析挖掘运营潜力；第三是分析门店类型，分析历史数据，了解不同季节、不同时期、不同周边环境对销售带来的影响，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通过“+互联网”，百丽2017年出现了两位数的正增长，盈利大幅回升，士气大大提高，守正出新，焕然一新。

互联网思维没那么神乎，相反，互联网企业很难干成线下的苦活累活，管好大型企业也很不容易。共享单车的童话蜕变成巨额亏损、靠挪用客户保证金维持、随时可能断炊的笑话，从过度喧嚣始，因管理脆弱终，不就是一个警示吗？

当互联网公司开始线下化，当资本供给变得谨慎，可以预言，很多泡沫都会消散。

从2018年开始，“互联网+”转向“互联网-”，同时大量线下企业真正开始“+互联网”，将是一个大趋势。动不动就要摧毁和颠覆传统，完全忽视管理是需要积累的，马步扎不好却想着能在风口上飞，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不摔下来才怪呢。

中午，我还和一位金融企业家进行了交流。他曾在政府部门工作，是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十几年前辞职创业。他对我说：“走遍全世界，中国人的勤奋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也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重商主义的普及是如此广泛。中国还有六七亿人在农村，未来还会有几亿人跻身中产阶层，只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平的法治环境，继续维持快速发展不是问题，我完全不认为中国今后的潜在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五。当然，创业是艰难的，但是没有难度系数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这天晚上，因为上海下雪，我们坐在飞机上等了两个小时才飞。邻座刚好是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校友，他在一家国有大型融资租赁公司当老总。我们谈到这一两年基建投资对设备租赁业务的促进，但他也说，由于金融强监管和去杠杆，有些客户的资金流受到影响，付款风险会上升。

我问，付款问题跟诚信有没有关系？他说从他20年的工作经验看，中国企业的诚信度是不断上升的，信用环境是不断改善的，目前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周期性调整，企业确实遇到压力，真是无能为力，这应是主要原因。

到了这一刻，对贾跃亭造成的孽债，我似乎释然了一点。他的互联网“生态化反”已然失败，到处欠债，是不是真是走投无路了？

这篇文章中，没有讨论政商关系、牌照、人治、寻租、国企民企的进退。其实，在上海到北京往返的这段时间，也和朋友们交流了很多。我们的共识是，一个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制度与政策环境，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真的有底气，有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的长期打算。这一点至关重要。

每天，我们都要接触许许多多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都在体验中国的公司时刻(Chin@ Moments of Business)！

一个新的关于商业文明的坐标系浮现在脑海里，就叫它“秦朔矩阵”吧，因为我全部创作的核心，就是希望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让“良治+良知”的“好人赚钱”，成为我们时代的商业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