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扎尔巴耶夫如何驯服哈萨克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宗教状况，由两个彼此对立的历史因素所决定：一是前苏联七十年所形成的世俗生活方式和无神论传统，二是作为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固有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影响。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这两个历史因素的承载者，在其塑造哈萨克斯坦世俗威权体系的过程中，宗教究竟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是无可回避的重要命题。
一、“现在阿訇多得很”
1992年9月，任职不久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视察北部的图尔盖州。在当地一座清真寺门口，他发表了如下即兴讲话：
现在阿訇多得很，过去的共产党都成了阿訇。这种事情没什么不好，人总是需要信仰的，过去我们被强行剥夺了信仰。宗教是一种文明，我们是穆斯林，这点没有人反对吧。但是，穆斯林所推崇的是公正，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是对弱者的无私帮助。可现在有些人宣扬的不是这些，我们也不能说“所有人都要去当阿訇”，那成什么了？所以，我们要照着真主的教诲和先知的指引去走，管好自己。……
被封闭的清真寺，如今在我的命令下都重新开放了，阿拉木图也在修建清真寺。这事情的好处在于，劝导人民行善、积德，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帮助那些受苦的人，让人民团结友爱，远离罪恶的行为。这些都是好的方面。
但现在我们有些人错误地理解宗教，在乡村出现了一大批念歪经的“歪阿訇”，宣扬的都是些伊斯兰教中不存在的东西，胡说八道！所以，大家要听那些有学问的阿訇所说的话。大家想想看，我们给那些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们修建了那么多高大恢宏的陵墓，经文里可没这规矩。一个葬礼花那么多钱，身后留下那么多孩子，我们却在他们的葬礼上铺张浪费。你们说，这是不是罪过，是不是？我们还相互攀比，攀比谁花的钱更多，更铺张。
所以，为了正确地理解宗教，我们需要这些正规的清真寺，需要这些有学问的阿訇们，抛弃那种“会念经文就能当阿訇”的错误思想吧。
每天，我辗转反侧，所思所想的都是：怎样才不会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不曾领导过一个政府，从来不曾领导过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我做的每一项决策都希望能够和大家商量。我们可能会走歪路，毕竟没有人走过这条道路，我们当中没有人在哈萨克斯坦建立过政府。我们也可能犯错，但是我们的想法、心情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念头。我的兄弟们，我们要让年轻人出国学习，让年轻人热爱劳动，没有劳动，国将不国。对于年轻人而言，新的好时代就要来了，想去哪里工作，哪怕是想周游世界，一切都能实现。所有的国家都对我们饱含善意，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
对于各位来到这里听我这一席话，我深表感激，感谢你们来到这里。真心祝愿图尔盖的人民、所有哈萨克斯坦人民，拥有幸福的未来，光明的人生。
（引自网络流传视频“纳扎尔巴耶夫92年的讲话”中的中文字幕。——作者注）
二、时势所造的伊斯兰教回潮
这次演讲，可以从三个角度予以解读：
其一，
演讲背景
。此前一年，即1991年，是苏共领导体制和苏联国家体制发生剧烈动荡并终而解体的一年。1991年8月，发生“八·一九事件”，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共第一书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随即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辞去哈共第一书记职务，并下达实行非党派化的命令。1991年9月，在哈共非例行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宣布“放弃共产主义原理”。1991年12月，哈萨克斯坦独立，纳扎尔巴耶夫当选首任总统。1992年的图尔盖演讲，是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第一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信仰伊斯兰教，是穆斯林。
对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传统信仰的地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抽离后，伊斯兰教回潮以填补国民精神世界的空白，是不难预见的结果。作为前苏联时期的少数民族干部，纳扎尔巴耶夫个人在褪去共产主义的外衣后，重拾伊斯兰教信仰，亦属时事所造。与哈萨克斯坦国情相似的中亚其他四个国家，其开国领导人，如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1938—2016）、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1940 —2006）、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1944—）和塔吉克斯坦首任总统拉赫蒙（Emomali Rahmon，1952—），也均在差不多的时期，声明自己是伊斯兰教徒。
其二，
宗教主张
。纳扎尔巴耶夫对宗教的基本主张，在这次演讲中奠立。概括起来是两个问题：首先，哈萨克斯坦需不需要伊斯兰教？其次，哈萨克斯坦需要什么样的伊斯兰教？关于前一个问题，纳扎尔巴耶夫以伊斯兰教徒（哈乃斐教派）的身份明确表示：需要。关于后一个问题，纳扎尔巴耶夫希望能汲取伊斯兰教中向上、向善、向文明、向未来的成分，使宗教助益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哈乃斐学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又名“意见派”、“理智派”。——编注）
显然，这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从另一个角度说，在帝俄和前苏联时期，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亚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演讲中所谓“我们被强行剥夺了信仰”是有所指的。纳扎尔巴耶夫意图通过恢复伊斯兰教信仰来为哈萨克民族创造一个精神识别符，使其成为复兴民族文化、现实民族团结、营造民族认同的工具。事实上，这也是中亚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在独立之初对宗教的基本预期。
当然实现宗教的去芜存菁，前提是时刻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反对那些“伊斯兰教中不存在的、胡说八道的东西”，防止“歪阿訇”“念歪经”。
其三，
施政目标
。从演讲的篇章结构看，前半部分诠释了纳扎尔巴耶夫的宗教主张，后半部分则表达了他的施政目标。在演讲后半部分，纳扎尔巴耶夫为清真寺门口聆听他演讲的民众（信众）勾勒了一幅“一切都能实现”的蓝图、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对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而言，未知与希望同在，领导人作如是畅想，属题中之义。不过，与哈萨克斯坦独立的政治现实并存的是，作为哈萨克族传统信仰的伊斯兰教也方兴未艾。作为国家领袖的纳扎尔巴耶夫，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亦很明确：欲求将宗教当作工具，以恢复宗教为路径，实现凝聚共识、发展经济、改良社会之目的。
纳扎尔巴耶夫的初衷是否达成，进言之，政权与神权的关系如何，是审视哈萨克斯坦近三十年建国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不难发现，
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宗教与世俗两条轨迹并非始终彼此成全，神权与政权之间在特定时刻也会形成某种紧张关系
。站在今日视角，作为一位具有浓厚威权倾向的国家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对宗教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却不容忽视的变化。
三、宗教状况和宗教管理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宗教状况，大致是一个宗教政策日渐宽松、宗教情感逐步释放、宗教氛围愈发浓厚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斯坦国民信仰体系里赢得了独大地位。不过，宗教极端思想和势力也随之渗入，恐怖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哈萨克斯坦政府也改变了立国之初对宗教的放任态度，加强了对宗教的管理，宗教法规相继出台，将宗教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大趋势。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125个民族，除了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外，还有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日耳曼、鞑靼、朝鲜、维吾尔、东干（回）、吉尔吉斯、车臣等。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1月，哈萨克斯坦1700万人口中，哈萨克族占64.6%，俄罗斯族占22.3%，乌兹别克族占3%，乌克兰族占1.9%，维吾尔族占1.4%，鞑靼族占1.2%，日耳曼族占1.1，其他民族占4.5%。
哈萨克斯坦的多民族特性决定了其宗教的多样性、复杂性。自古以来，世界三大宗教乃至犹太教、印度教在哈萨克斯坦都有组织和信众。其中，伊斯兰教是哈萨克斯坦信众最多的宗教。截至2009年底，伊斯兰教信众占全国人口的70%，约1124万，这一数量在中亚五国中均位居第二，仅次于乌兹别克斯坦，主要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派；基督教信众占全国人口的26%，约419万，主要是东正教徒；佛教信众不足全国人口的0.1%，约1.5万。
1991年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大幅调整了前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宗教气氛异常活跃，宗教组织和信教人数迅猛增加，宗教的社会功能不断拓展
。
对伊斯兰教，政府视之为摆脱帝俄及前苏联的外来政权、抵御东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文化、重塑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对之持一种宽容近乎放任的态度，这使得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不断升温
。
哈萨克斯坦各地修建清真寺和组织伊斯兰教宗教团体的浪潮在1990年代末达到顶峰。据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统计，截至1999年，哈萨克斯坦有伊斯兰教组织1000个，清真寺约5000座，正式登记的有1000座；清真寺一般设有专门的经学班，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学生既有少年儿童，也有成年人。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哈萨克斯坦政府收紧了对宗教的管制，伊斯兰教发展呈平缓趋势，宗教团体在数量上没有明显增多。但依据近些年恐怖事件的发生频率判断，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在哈萨克斯坦仍发展迅速。
近些年来，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在哈萨克斯坦发展迅速。当地时间2016年6月5日下午，哈萨克斯坦西部中心城市阿克托别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有6名军人和平民身亡，12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图为事发现场监控视频截图。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东正教在哈萨克斯坦民众信仰中有所占权重明显下降，教徒数量持续减少。这与俄罗斯族人口的大量移出、哈萨克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有关。
宗教管理方面——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法》正式颁布，明确：哈萨克斯坦是民主的、非宗教的和统一的国家。
1993年1月28日，哈萨克斯坦首部宪法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即公民有权自由地选择宗教立场，信仰某一宗教或不信仰某一宗教，有权传播宗教并进行宗教活动。
1995年8月30日，经全民公决，哈萨克斯坦通过了现行宪法，规定：外国宗教组织在共和国境内的活动，以及外国宗教中心对共和国内宗教组织领导人的任命，须经共和国有关国家机关同意。
上述三部法律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以高位法的形式规范了哈萨克斯坦的宗教领域，体现了世俗政权对宗教信仰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概括起来，即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和宗教独立。
对哈萨克斯坦国内宗教事务进行具体管理的则是1992年颁行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下称“1992年版宗教法”）和2011年颁行的《宗教活动与宗教组织法》（下称“2011年版宗教法”）。这两部法律，代表了哈萨克斯坦的宗教政策由宽向严的转变。
1992年版宗教法颁布于哈萨克斯坦建国之初，是一部体现政府对宗教放任态度、高度宽松的宗教法规，该法律规定，宗教组织无论信仰谱系、成员结构、活动范围、政治主张，国家一律不予干涉。然而这部充分保障“信仰自由”的宗教法，很快便暴露了隐患，伊斯兰极端思想在完全不设防的哈萨克斯坦长驱直入、蔓延式发展。这部法律既打破了前苏联时期哈萨克多元的宗教格局，在不断增厚伊斯兰教的社会土壤，也相当程度地威胁着《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法》所明确的“非宗教、世俗化”原则。
进而言之，过于宽松的宗教法律也侵害了宪法所规定的宗教独立原则，不仅为哈萨克斯坦本国极端势力聚合与释放影响提供了优越条件，还吸引了众多代表着极端思想的外来势力，一些源自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伊朗和黎巴嫩的宗教组织在哈萨克斯坦落地生根，它们组织穆斯林团体，召开宗教研讨会，吸引哈萨克斯坦青年赴国外宗教机构学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教派，该教派是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上世纪九十年代，瓦哈比教派势力迅速渗入哈萨克斯坦，鼓吹以“圣战”推翻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并组织从事恐怖活动，严重威胁了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稳定。
考虑到1992年版宗教法的不足，为应对建国二十年来恐怖事件频发的状况，2011年，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了《宗教活动与宗教组织法》，并废止了1992年版宗教法。2011年版宗教法是哈萨克斯坦国内外宗教极端主义扩散蔓延背景下的产物，表达了政府在宗教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谋求平衡的诉求，是对1992年版宗教法的拨乱反正。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将对宗教组织的管理置于突出地位，对宗教组织的注册、分级和宗教文件的鉴定进行了明文规定。
首先，
确立了严格的宗教组织注册制度
。1992年版宗教法规定，宗教组织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申请注册，因此未经注册的宗教组织也可以开展传教活动；而2011年版宗教法禁止未按法定程序注册的宗教组织开展活动，并且规定了严格近乎苛刻的注册程序。
其次，
确立了精细的宗教组织分级制度
。1992年版宗教法没有细分宗教组织的层级，各种宗教组织均能跨地区传教；而2011年版宗教法将不同的宗教组织依据发起人的人数和来源划分为若干层级，即州、地方和全国三个级别，不同级别的组织享有不同的活动范围。
再次，
确立了有力的宗教文件鉴定制度
。由于1992年版宗教法中规定的宗教组织注册制度形同虚设，因此许多宗教组织选择不注册，借以躲避宗教文件的鉴定；而2011年宗教法则将宗教文件鉴定的权力从宗教事务委员会转至专门的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全权机关，对一切含有宗教信息的文献、物品进行权威鉴定。
哈萨克斯坦建国近三十年来，宗教发展与宗教管理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宗教法律的调整、政策的收紧，集中反映了哈萨克斯坦政府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现实需求。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压缩暴恐分子的生存空间和影响范围。
四、纳扎尔巴耶夫的宗教观
哈萨克斯坦政府作为俗界的代表，不断以法律为手段调节着属于神界的宗教体温。而决定政府宗教政策的，是纳扎尔巴耶夫对宗教的态度。
研究纳扎尔巴耶夫对宗教的态度，一条脉络必须厘清：他是一位穆斯林，他统治的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体信仰的国家；与此同时，他曾是一位有着近三十年党龄（1962-1991年）的苏共党员，深受无神论思想的熏陶。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作为政治强人的他，施政目标具有浓厚世俗色彩：建立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对宗教，纳扎尔巴耶夫的底线不难摸清，即宗教不可干扰和挑战哈萨克斯坦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之伴随的是对其个人威权的塑造。
其一，
驯服宗教极端势力
。
1991年苏联解体，在整个中亚地区形成了信仰真空。伊斯兰教作为这一地区的传统宗教趁势回潮，迅速占领了中亚民众的精神世界，哈萨克斯坦的情况亦是如此。当时，哈萨克斯坦政府为清除前苏联的遗留，对这场伊斯兰复兴运动乐见其成，并以相关政策推波助澜。1992年版宗教法即是一例。
政府的态度，实则体现了纳扎尔巴耶夫的意志，他希望宗教成为推动世俗领域和谐与进步的助力。为此，在图尔盖演讲中他公开了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公开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的支持（开放并修建清真寺）。他甚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亲赴麦加朝觐，以显示对伊斯兰教的尊崇。蹊跷的是，因为纳扎尔巴耶夫对伊斯兰教的宽容，哈萨克斯坦政府甚至博得西方国家的交口称赞，赢得了“前苏联国家中信仰自由领跑者”的光环。
但信仰自由的光环不能掩盖宗教极端思想泛滥的事实。随着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一些国内外利益集团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对宗教进行歪曲和极端化的解释，煽动宗教狂热，制造不同信仰群体的仇视并诉诸暴力，以求摧毁哈萨克斯坦现存社会秩序和世俗生活方式。哈萨克斯坦南部临近费尔干纳盆地的大玉兹地区，因其宗教传统深厚、宗教氛围活跃，更成了酝酿极端思想和滋生暴恐行为的“沃土”。（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在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的清真寺、穆斯林以及伊斯兰党派组织都是最集中的。历史上，这里的宗教阶层势力强大，其权力一度超越当地政权统治者。帝俄时期，该地的伊斯兰领袖是历次起义的领导者。甚至在前苏联时期，地下阿訇的活动都从未停止。——作者注）
“念歪经”的“歪阿訇”越来越多，势必会把国家带向歪路。一旦如此，原本被当作工具利用的宗教便会表现出不驯服的一面。本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暴恐事件频发，表明伊斯兰教极端思想已经落实于行动，与世俗政权的紧张关系已突破临界点。
现实教育了纳扎尔巴耶夫，他也改变了对宗教的态度。2000年9月1日，他在议会演讲中强调：“哈萨克斯坦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我们尊重正当的宗教信仰，但绝不允许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颠覆政权的活动。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流血冲突表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充分准备，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这次演讲，是纳扎尔巴耶夫对宗教态度改变的标志，也是哈萨克斯坦收紧宗教管制的信号。
其二，
必须实现现代化的宗教
。
前苏联时期，哈萨克族传统宗教信仰遭到禁锢，根植于其中的哈萨克族文化、风俗和习惯遗失。因此，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许多哈萨克族的知识分子及公众人士，期待宗教回归能为传统文化复兴带来帮助，为重建社会道德体系提供补充，解决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问题。但问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总是寄居于宗教，将一套反现代性的观念塞入教义中。往往是某种宗教的群众基础越广泛，以该种宗教为寄居体的宗教极端思想就越可能蔓延。
哈萨克斯坦的宗教极端思想就是伴随着宗教复兴潮流，缓慢但又不可遏制地渗透到哈萨克斯坦社会中，逐渐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图尔盖演讲提及的斥巨资修建奢华陵墓、葬礼上铺张浪费只是苗头，而此后，一些传统哈萨克社会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却以“伊斯兰教传统”的面目频繁出现，譬如妇女穿着覆盖全身的罩袍、男性保留两腮和下巴的胡须，外来的瓦哈比教派甚至提出了“妇女参加社会工作不干净”的口号。
宗教极端主义口号中典型的反现代化主张势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12年11月16日，纳扎尔巴耶夫在一次电视演讲中表示：“要为全体穆斯林的未来奋斗，但不能忍受将社会导向中世纪的极端主义思想。这种要我们穿上阿拉伯人的衣服，蒙住我们妇女的脸庞、不让她们走出家门的（观点），不是我们的传统。”
作为一名前苏联时期的高级党政领导人，无论其放弃原有信仰后的政治立场如何，纳扎尔巴耶夫身上所展现的世俗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是无法抹杀的。这体现于他的宗教观，便是实现宗教现代化的主张。
2016年10月，哈萨克斯坦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哈萨克斯坦教育体系具有非宗教特性，禁止教师和学生在国家教育机构穿戴宗教服饰。更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4月，哈萨克斯坦启动文字改革，代表斯拉夫文化的西里尔字母将停止使用。但是替代西里尔字母的，并非信仰伊斯兰教国家普遍采用的阿拉伯字母（哈萨克文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使用阿拉伯字母），而是代表另一种欧洲文化的拉丁文字母。同月，纳扎尔巴耶夫在接见本国宗教代表座谈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宗教领域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只有高素质、高学历、高学识的伊玛目，才有能力对神学经典作出正确的阐述。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穆斯林，不是取决他的服装，而是取决于其内在。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对世间的爱与善念，那么他便是有信仰的人。科学与知识，是我们迈入文明世界大门的阶梯。”
其三，
宗教不可挑战世俗权威
。
一般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采用极端手段摧毁世俗国家，以建立神权统治为目的的思想和行为体系，是宗教沿着狂热化、政治化轨道发展所形成的反社会现象，是宗教在政治图谋者手中的异变。它缺乏宽容与友善，往往不择手段地打击异己，追求政教合一。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为恶，证明宗教极端主义对黎明百姓的生存与生活的摧残何等严重。
回望过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能够有效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却是一些具有鲜明世俗色彩的威权领导人，甚至是一些世俗独裁者
，比如萨达姆、卡扎菲等。究其原因，威权政体下，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一小部分精英。既然是单一领袖，便天然有拒绝分权的倾向，也自然拒绝一个在神权领域里具有相似或者更高影响力的对等物。
纳扎尔巴耶夫也是一位世俗的政治强人，但他不同于多数独裁者的地方在于，
他揽权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权力本身，而是为了利用集中的权力更高效快速地发展经济、提升国力，实现“所有哈萨克斯坦人民，拥有幸福的未来、光明的人生”的政治抱负
。所以，纳扎尔巴耶夫可以包容、支持甚至放任宗教的发展，但会恪守神权不可跃入俗界的信条。
政教分离，是每一部哈萨克斯坦宪法以及宗教管理法规的核心条文，也是纳扎尔巴耶夫宗教观的第一原则。宗教极端势力任何挑战世俗权威的企图，都会遭到纳扎尔巴耶夫的迎头痛击，哪怕宗教极端势力披上“信仰自由”的外衣，打着“颜色革命”的旗号。
2011年版宗教法颁布后，因为强化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纳扎尔巴耶夫被西方一些人权组织批评为“过度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标准”，可他依然不为所动，义无反顾。简单看，这是对“主权与人权”的排序和选择。但根本而言，宗教若享有“无限自由”，跨界渗入世俗社会，非但保障不了“信仰自由”，还会对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伊斯兰国”反人类、反文明的统治，已经足够说明这一点。
五、结语：哈萨克斯坦的经验
在抵抗宗教极端思想以及由此衍生的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中，世俗生活方式与威权政治体系是同一条战壕的盟友。这或许不仅是哈萨克斯坦的经验，也是恐怖主义阴影下的世界应该共同审读的课题。
哈萨克斯坦的宗教政策和纳扎尔巴耶夫的宗教态度表明，
宗教
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无所谓是助力抑或阻力，关键要看宗教本身是否恪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及宗教能否在人类文明共识下实现现代化转型
。
当下世界，由宗教引发的纷争越来越多，关于宗教的话题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敏感。“哈萨克斯坦经验”告诉人们，
面对宗教引发的话题，回避不是正确姿态，诸如“绝对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廉价的政治正确的口号更不是解决之道，而利用世俗政权的力量为宗教圈定边界，主动作为防止神权越界，最终将宗教纳入法制化的管理轨道，才是正确的应对
。
当然，哈萨克斯坦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该国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治强人纳扎尔巴耶夫，其世俗的、理性的、面向文明和未来的政治态度，是哈萨克斯坦民众世俗生活方式的保障，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