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清朝的“国语”是满语, 那为什么汉人没有改说满语?

清朝时期的“国语”其实是满语，大清帝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就是《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的正式文本是用拉丁文、满文、俄文书写的，并不是用汉字书写的。根据留存下来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我们可以知道，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有大部分的奏折是用满文书写的，这一时期的奏折，一般分为单独汉文奏折、单独满文奏折与汉文满文同时书写的奏折，顺治朝的奏折以单独满文居多，康熙、雍正以后的奏折，以汉文满文同时书写的奏折居多，说明满文在乾隆朝以前的使用频率还是相当高的。

汉族士大夫在清朝中期以前，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也必须学习满语，如雍正皇帝曾规定八旗汉军“如不能以清语（满语）奏对履历者，凡遇升转俱扣名不用”，年羹尧给雍正皇帝写的奏折有一部分是用满文书写的，从年羹尧留下来的满文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年羹尧的满文水平相当的高。

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盛京将军琳宁在给乾隆皇帝写奏折的时候竟然不会用满文，全用汉文。琳宁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琳宁，琳宁姓爱新觉罗，与清朝皇室同姓，且来自清朝的龙兴之地——盛京，但他却不会说满语，因而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乾隆皇帝虽一再强调“国语骑射”，但却无法挽回满语的颓势。

作为大清帝国“国语”的满语，为什么到了乾隆中后期迅速走向衰微呢？这就不得不从汉字的特点和中国古代的识字率说起。

秦始皇实行了“书同文”，但却没有实行“语同音”。汉字是表意文字，汉语内部有各种各样的方言，但并不影响大家学习汉字，东亚各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日本人说日语、越南人说越南语、朝鲜人说朝鲜语，但在中国古代，汉字却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这就是说汉字可以被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作为一种通用文字而使用。

清朝定满语为“国语”，实际上是以满文为“国语”，满文在清朝中期以前，只是在上层人士之中使用，并没有推向全国，惟一推向全国的可能就是康熙通宝、乾隆通宝这些铜钱上的满文，这也是当时的老百姓最经常接触到的满文，由于这些铜钱上的文字是满汉文字同时书写的，因此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在根本就不需要懂满文。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社会如此发达的学校教育体系，老百姓中的大多数人不仅不认识满文，甚至也不认识汉字。所以中国古代识字率低的现象，严重限制了满文在全国的推广。当时的朝廷也没有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普及义务教育，读书识字是少数人的专利，清朝统治者连推广汉字教育的能力都没有，何谈推广满文教育呢？

汉字是表意文字，不需要统一语音，在中国近代社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口语一直以来都是“南腔北调”，汉语的“官话”尚且无法推广，想想看，满语的口语如何在全国推广开来？

广东、福建等地的官员上朝时，清朝皇帝常常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有感于此，雍正皇帝曾经在广东省和福建省推广汉语的官话，设置了正音书院，让读书人学习北京官话，但是收效甚微，在广东、福建推广北京官话难度如此之大，满语又如何在全国普及开来呢？

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朝统治者无法放弃使用汉字，汉字在古代的东亚是通用文字，汉字是文明的象征，承载着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放弃使用汉字，等同于失去接触先进文明的机会，日本人、越南人、朝鲜人尚且不敢轻易放弃汉字，何况清朝皇帝呢？

清朝皇帝一方面定满语为“国语”，但却又不得不学习汉字，实际上造成了清朝中期以前，在上流社会出现过“双语现象”，满洲贵族需要学习汉字，汉族士大夫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又需通晓满文，这种“双语现象”使得满语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汉语的地位。

科举制度考的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都是汉字书写的，全国的读书人读书认字必须学习汉字，汉语的地位更加无法动摇。

清朝定满语为“国语”，只是比较重要的官方文书中使用满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经常接触到满语，一种语言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广泛使用，显然是无法推广开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来，连盛京将军爱新觉罗·琳宁都不会说满语了，以致于乾隆皇帝不得不在八旗中实行“国语骑射”的政策。